皕宋樓藏書志

[拼音]：Songdai wenxue

中晚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隨著北宋王朝的建立而結束。宋太祖把軍權、財權收歸中央。用文臣知州事，在諸州設通判來掌管軍政民政，在各路設轉運使來掌管財權。選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使武將不專領軍隊。這樣的方式雖然加強了中央集權，使地方勢力不能同中央對抗，但同時也削弱了國防力量，使石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還是歸屬遼國；使西北大片地區（包括今寧夏、陝北以及甘肅和青海等的部分地區）歸屬西夏。宋對遼和西夏的戰爭，屢遭失敗，屈辱求和。到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北宋滅亡。南宋諸大將奮力抗金，掌握兵權，志存恢復。可是高宗、秦檜屈辱求和，收回諸大將兵權，殺岳飛，也是貫徹太祖收回軍權的國策，只儲存了一個偏安局面。直到蒙古軍南下，南宋滅亡，使宋代成為一個備受屈辱的朝代。這點在宋代文學中有強烈的反映。

宋代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宋代文學的特徵

北宋鞏固中央集權，太祖杯酒釋兵權時，勸諸大將“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上層官僚地主廣置田園，過著沉迷於歌臺舞榭的生活。又優待文臣，除俸錢祿米外，又有職錢和職田，“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制祿之厚》）。又廣開科舉，宋初進士，依唐舊制，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放進士幾500人，比舊制多20倍(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宋的疆域小於唐，“官五倍於舊”(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費疏》)。這也使中下層地主階級士子有更多的可能進入仕途，可以過著酣歌曼舞的生活。這跟宋朝的經濟發展有關。宋初興修水利，擴大農田，增加農戶。農業有了發展，工商業更得到空前的發展。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今河南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武林舊事》記南渡後臨安（浙江杭州）的盛況。宋代都市的繁榮，造成廣大的市民階層。歌樓舞榭，盛極一時，“瓦子”中表演技藝的場所空前繁榮。這都是宋代詞和話本發展的重要條件。

宋代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不讓地方勢力對抗中央，對地主階級士子採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既尊朝廷，又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變為羅織之經”（《四庫全書總目》），適應宋朝的加強思想控制，跟著產生“正統”理論。司馬光論正統，稱“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通鑑》魏紀黃初二年），強調思想統一，宋代道學家又提出“道統”，在散文創作上又有“文統”的說法。道統、文統都推本於韓愈。這又成為宋代的古文革新運動的社會背景。

宋代文學中貫穿著愛國主義精神，憤慨國勢削弱，外族侵凌，懷抱破敵立功的壯志的，早在蘇舜欽的詩裡，就有《慶州敗》一類的詩。稍後，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裡，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陸游、辛棄疾等多數作家的大量作品裡，更充滿著愛國憂國之情。而到南宋滅亡前後，文天祥、謝翱等作家的詩文裡，這種感情就更加強烈。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學所沒有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一直感染著後來的讀者，成為宋代文學的重要特色。

詞這種體裁，從唐末到五代，配合燕樂，作為歌樓舞館的唱辭，所謂“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歐陽炯《花間集序》），用翠羽輕綃來比，指出當時的詞，風格和語言要求輕靡。又稱“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同前），寫柔靡的戀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連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樓舞榭中都在唱詞，這種輕靡和綺麗的詞盛極一時。北宋晁補之說詞是“當行家語”（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李清照稱詞“別是一家”（《論詞》），除了詞要合樂外，主要指詞的內容和風格都與詩不同。到了蘇軾手裡，以詩為詞，到了辛棄疾手裡，以文為詞，打破了詞和詩文的界線，擴大了詞所反映的生活領域，從而使詞成為宋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隨著都市的興起，市民階層的壯大，適應市民需要的各種娛樂活動紛紛興起。周密《武林舊事》稱臨安有瓦子23處，最大的一處有勾欄十三個。其中“說話”的，以小說、講史最受人歡迎。吳自牧《夢樑錄》稱小說有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杆棒、發跡變泰等類。還有“講史書”，講歷代史傳戰爭興廢之事。說話的底本稱話本。說話在唐代已經出現，到宋代有了更大的發展。宋代的話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為話本的主角。話本由說話人用當時的口語和淺近的文言詞語來講說，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它刻畫人物，運用性格化的語言，勝於過去文言小說裡記述的語言。

北宋提倡古文，繼承韓愈《原道》的道統說。韓愈論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開提倡古文，他在《應責》裡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這裡隱約含有道統、文統的意味，但柳開講的道沒有新義，且所作文不免艱澀，影響不大。而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運動，所講的道，不限於以儒家的仁義為道，他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認為應從關心百事中求道；用音樂作比，不僅要知道“八音、五聲、六代之曲”，還要懂得“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書梅聖俞稿後》），即要有所自得。這是他擴大了對道的認識。韓愈的古文，有提倡“文從字順”的一面，又有主張“沉浸濃郁”、追求詞藻、用險難字的一面。歐陽修的古文，避難取易，力求平易暢達，開一代風氣，加上追隨者的響應，就使宋代散文的發展不同於唐代散文，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歐陽修的散文不取韓愈的散文奇險濃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詩文革新運動時期的詩，卻學習韓愈的以文為詩，又有取於他的煉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詩以風神情韻為主，宋代革新時期的詩人，要求有自己的風貌，發展以議論為詩，以筋骨思理見勝。宋詩“取材廣而命意新”(曹學佺《宋詩選序》)。在命意新上，宋詩人創作了富有理趣的詩，構成了宋詩的特色。宋人“以才學為詩”，用古典成語來表達情意，成為黃庭堅江西詩派的一個特點。這樣，宋代的詩文具有不同於唐代詩文的獨特風貌。

宋代加強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或謂頗指宮掖’”，“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崑酬唱集》）唐朝人寫詩來諷刺本朝史事、時事都沒有事。楊億、劉筠等在被信任時，寫了“頗指宮掖”的詩，就被詔書借“文體浮豔”為名而加禁止。夏竦罷樞密使，范仲淹等執政，石介作《慶曆聖德頌》，歌頌進賢去佞，孫復說：“子禍始於此矣！”由此招來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後差一點被髮棺，並使石介子弟受連累，很久羈管他州。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在詩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點，即被逮捕下獄，幾乎被處死，世稱“烏臺詩案”。宋代表面上對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寬大，在思想上則注意控制，當是宋詩在諷喻興寄上較唐詩遜色的原因。從此開始，封建統治階級就編織成一張“文網”，歷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這張網愈收愈緊，終於發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規模迫害。

北宋前期文學

宋初文學，元代方回《送羅壽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仿效白居易體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詩。倡“崑體”的為楊億、劉筠等的《西崑酬唱集》，效李商隱體，以《宣曲》詩諷刺宮掖，被下詔禁止。效晚唐體的有九僧（見“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風格來寫幽靜的隱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影響。這時期的宋詩，還是模仿唐詩，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特風貌。到梅堯臣起來，他的詩用思深遠，風格平淡，雖作近體，而存古意，“意新語工”，蘇舜欽跟他並稱。蘇舜欽的詩，筆力豪俊、超邁橫絕，好作古體，內容多結合當時現實。歐陽修學韓愈的以文為詩，又受李白詩的影響。但韓詩矯健，歐詩舒暢，風格不同，這時開始顯出宋詩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襲五代浮靡的文風。柳開倡言“革弊復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韓等觀點，但他的文辭不免艱澀。繼柳開之後倡導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張“傳道而明心”，繼承韓愈“文從字順”的一面，強調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語言平易近人。此後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訪求校正韓柳集，提倡古文，爾後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為文簡而有法，再後為歐陽修。尹洙稱范仲淹《岳陽樓記》為“傳奇體”(《後山詩話》)，不滿意他的描繪景物用辭藻及對偶。歐陽修不反對偶儷，所見較廣。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他對“道”與“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蘇洵《上歐陽內翰書》），平易暢達，有情韻之美，開創了一代文風。他獎引後進，在他周圍，團結了曾鞏、王安石及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發展。

北宋前期的詞，代表作家有晏殊、歐陽修、柳永等。晏、歐的詞主要是小令，多寫閒情逸致，詞風則承襲五代，受南唐馮延巳影響尤深，但基調有所變化。晏詞趨向雍容淡逸，和雅溫婉；歐詞較為疏宕俊朗，深摯清麗。柳永是北宋第一個大量寫作慢詞的詞人。他的詞長於鋪敘，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極寫都市繁華和悲歡離合之情。“尤工於羈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態度描寫伶工樂妓的生活和願望，發展了詞體，擴大了詞境。但也時有下筆率易、跡近淫靡之病。這一時期以小令著稱的還有宋祁、范仲淹、晏幾道等。宋、範均存詞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傳很廣，後者在內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風光，戍邊情懷，蒼涼悲壯，慷慨生哀，確是俯視群流，獨放異彩。晏幾道是晏殊的幼子，與其父合稱“二晏”。所作多數是對往事的低迴追憶，感傷惆悵，委婉深沉。這一時期的慢詞作家還有張先。其詞與柳永齊名，但才力稍遜，長於煉句而短於煉意，詞風偏於纖巧冶豔，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學說，在歐陽修領導下的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詩歌和散文，已開始呈現出不同於唐代詩歌和散文的風貌。北宋前期的詞，以柳永的創作長調最為突出，顯示宋詞比唐五代詞有了新的發展。

繼承歐陽修的古文創作理論的是曾鞏，他稱“畜道德而能文章”，認為“畜道德”“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寄歐陽舍人書》），又稱“所記者豈獨其跡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南齊書目錄序》），這就本歐陽修對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闡明。他的散文，平正通達，委曲詳明，在藝術性上次於歐陽修。王安石的散文，內容深刻，辭氣峭折，具有不同於歐陽修的風格。他在《上人書》裡要求“自得”“資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闢，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詩歌創作工於刻畫，善於議論，罷相後退居鐘山所作刻畫景物的詩，精工明麗，為人所稱道。他在修辭上的特點，就是借用古語來表達情思。由於他博極群書，“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答曾子固書》），所以造成“以學問為詩”的風氣。他的詞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臨送目”，寫金陵懷古，已經是以詩寫詞，不過影響不大。王安石在詩文詞的創作上，都有傑出成就。

北宋後期文學

北宋後期繼歐陽修領導古文革新的運動，並取得完全勝利的是蘇軾，在詩歌的創作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的是蘇軾，在詞的創作上，打破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開闢了詞的境界的也是蘇軾，蘇軾是北宋最傑出的大作家。

蘇軾繼歐陽修起來，在完成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方面，發揮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歐陽修講的道是關心百事，有所自得。蘇軾講的道，如學潛水的“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實踐中有所體會，才能“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為辭達”（《答謝民師書》）。其實蘇軾的所謂“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謂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於生活體驗，從生活中獲得創作構思。他會運用“博喻”，用豐富、新鮮、貼切的比喻，來表達這種口未能言的體會。他的創作，“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隨物賦形”（《文說》），既有深厚廣闊的生活體驗，又有“隨物賦形”的形象表現手法，顯示了北宋最傑出的文學成就。他的散文，論辯滔滔，氣勢雄壯，縱橫變化，汪洋恣肆。他的賦，象《前赤壁賦》，是敘事、描繪、哲理的結合，情韻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詩情畫意，有豐富的想象力。他的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才情奔放，曲折變化，無不達之意。“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他的詞，打破了詩詞的界限，以詩為詞，風格多樣，有清新俊逸的，有剛健豪放的，給詞開闢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詩文詞的革新運動。

蘇門四學士是黃庭堅、秦觀、張耒和晁補之，四學士外還有陳師道也極有名。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創者，陳師道是江西詩派中僅次於黃庭堅的作者。黃庭堅主張“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這是把王安石、蘇軾等的以學問為詩的實踐發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論。他“搜獵奇書，穿穴異聞”來引用“陳言”，顯示他的學問;這種“陳言”是用來“陶冶萬物”的，所以他的詩是有內容的，也表達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對黃庭堅，論者譭譽不一，但他的主張和詩歌作品在宋代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師道初學黃庭堅，後來改學杜甫。他表達切身體會的五言古詩，寫得極為樸摯。張耒的詩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觀的詞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若以其詞論，直是初日芙蓉，曉風楊柳，倩麗之桃李，容猶當之有愧色焉”（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他跟蘇軾的詞不同，是當時婉約派詞的傑出者。當時著名詞人還有賀鑄，他的詞穠麗中有清剛之氣。

稍後的著名詞人有周邦彥。他精通音律，創作了許多新調。他的詞“多用唐人詩語，括入律，渾然天成;長調尤善鋪敘，富豔精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在當時和後代都為人推重。李清照《論詞》“乃知別是一家，要“協音律”，又稱“晏（殊）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態”。她推崇的別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彥的詞，協音律，講鋪敘，較典重，有故實，這代表了當時的看法。李清照的詞，是婉約派的正宗，工於抒情，用白描的語言曲折地表達深摯的情意，姿態百出。她南渡後的作品，經歷了國破家亡的苦難，流露了極為悽苦的感情。這時期她的詩歌，又充滿愛國激情，具有豪邁猷勁的風格。

南宋前期文學

經歷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難”，激起了南宋詩人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詩派的影響，但時代的劇變，迫使詩人拋開江西詩派“取古人陳言”的寫法，寫出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這時期取得傑出成就的是陸游和辛棄疾的作品。稍早於陸、辛的詩人有陳與義，“建炎間，避地湖嶠（兩湖五嶺），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宋詩鈔·簡齋詩鈔》)。他的身世漂泊與杜甫相似，他的詩也轉向杜甫學習，學到杜詩的音節巨集亮，風格沉著。“中興四大詩人”，“尤、楊、範、陸”並稱。尤袤的詩大都散失。楊萬里的詩，自稱“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永珍畢來，獻予詩材”（《誠齋荊溪集序》）。他從生活中抓住一點感受就寫詩，這就擺脫了江西詩派的以學問為詩的規範，作出活潑自然的詩。只是他的愛國感情不夠強烈。范成大出使金時所作72首七絕，表達了北宋亡國之痛，反映了遺民盼望恢復的心情。他的《四時田園雜興》60首，對農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勝過以前的田園詩。這時期最傑出的詩人是陸游。陸游的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體會生活的雋永滋味，熨貼景物的曲折情狀;另一方面是表達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收復失地，解救淪陷區人民，悲憤激烈。他在詩和詞裡都表現了這種精神，在詩裡更為突出。陸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論文、記敘，不少貫串著愛國感情。他的《入蜀記》，寫景、議論、抒情，均極為生動。

辛棄疾是南宋前期最傑出的愛國詞人。他在詞裡充滿了洗雪國恥的豪情，寫出了壯志難酬、國勢衰落的悲憤。他在蘇軾以詩為詞後，“別開天地，橫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拉雜運用”（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以文為詞。他的詞有縱橫奔放的一面，又有穠麗纖綿的一面。這時期的辛派詞人，有陳亮和劉過等人。陳亮詞筆力矯健，氣勢豪放。劉過詞有豪氣，多壯語。陳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堅持抗戰，反對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宋史》本傳）。還有葉適的散文，多論時事，獨抒己見。“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四庫全書總目·水心集》）。

南宋後期文學

南宋後期文學，由於宋金媾和以後，經歷一段相對安定時期，愛國主義的歌聲逐漸衰退，格律派詞人興起。這一派，以姜夔為最著名。“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賙濟《宋四家詞選序論》），格調較高，音調和婉。他的〔揚州慢〕寫“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反映了一些戰亂的感嘆，但缺少愛國的激情。史達祖〔滿江紅〕《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懷古》：“老子豈無經世術，詩人不預平戎策。”表達了一些憂憤。他以詠物詞著名，工於刻畫。姜夔替他的《梅溪詞》作序，稱為“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花庵詩選》引）。吳文英的詞，在修辭協律上用力，過於雕琢，不免晦澀。周密的詞，講求清麗，曾和吳並稱“二窗”(周草窗、吳夢窗)，詞風相近，但周並不象吳的晦澀。他選南宋詞為《絕妙好詞》，代表了雅正派的觀點。張炎的詞，表達南宋亡國後的淒涼哀怨。他研究聲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張炎的詞對後世影響較大。清代以朱彝尊、厲鶚等人為代表的浙派詞人，就是推崇他們的。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極推重他們，稱：“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又稱：“張玉田詞，如並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等南宋詞人，也得到清代詞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詞相當的，有四靈派和江湖派的詩。“永嘉四靈”，學晚唐賈島、姚合的詩，悽清幽咽，境界太狹，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靈派影響的詩派，其中最著名的詩人首推劉克莊，他在學晚唐體的詩裡面填嵌成語典故，可是還不能擺脫晚唐體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度發揚，有反侵略的忠憤，有崇高的民族氣節，也有遁跡山林寧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錄》和《指南後錄》中的詩文，劉辰翁表現亡國之痛的詞，汪元量表現忠憤氣節的詩，以及記錄亡國之痛的《越州歌》20首，謝翱的血淚文《西臺慟哭記》，構成了宋代文學的強烈尾聲。

宋代文學還有白話短篇小說的話本和平話，是說話藝人的底本。話本是適應市民階層的壯大產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業者和下層婦女的生活，以這些人為話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種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對話，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運用接近口語的白話。它適應聽眾陸續到達的需要，在正式講故事前有詩詞或其他簡短故事組成的“入話”，用韻文來對人物或情景作描寫，全文用詩詞作結束。宋代話本讚美婦女對愛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觀音》、《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寫公案故事的，有《錯斬崔寧》，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寫俠盜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讚美宋四公等劫富濟貧、懲罰為富不仁者的俠義行為等。

這種話本成為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對後代的白話短篇小說有深遠的影響。平話講歷代故事，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和《大宋宣和遺事》，對後代長篇小說的創作有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