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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Hanshu

西漢一代歷史的紀傳體著作。東漢班固撰。其記事始於漢(劉邦)元年（公元前206），終於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全書包括本紀12篇，表8篇，志10篇，列傳70篇，共100篇，後人分為120卷。

西漢末年，不少人採集時事，續補《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認為這些續補文辭卑俗，不足以踵繼前史，於是另作《史記後傳》65篇。班固《漢書》就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的。但他有意識地採取了《史記》漢初一部分，再續補昭帝以下至西漢末的歷史事實，寫成斷代史，成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這是班固對中國歷史學發展的重大貢獻，故有“史漢”(《史記》、《漢書》)、“班馬”（班固、司馬遷）之稱。

《漢書》在體制上全襲《史記》，所不同的是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併入“列傳”。在漢武帝以前的記載，大都沿用了《史記》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捨，訂正補充了《史記》的一些疏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則是由班固撰寫的。班固從漢明帝永平初年開始撰寫《漢書》，經過20多年的努力，至漢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部分“表”和“志”，是他死後由其妹班昭和馬續補充整理續寫而成。

班固出身於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極深，他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繆於聖人”。在評論歷史的事件和人物上，他缺乏司馬遷那種匡世濟民的戰鬥熱情，但是班固作為歷史學家，他讚揚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重視客觀的歷史事實。因此《漢書》不僅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西漢一代的歷史，而且在一些傳記中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如《外戚傳》中寫了宮廷中的種種穢行，在《霍光傳》中揭露了外戚的專橫暴虐及其爪牙魚肉人民的罪惡。還有一些傳記，如《龔遂傳》中接觸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揚了能體恤人民的官吏，表現了作者對人民的同情。

作為史傳文學，《漢書》不如《史記》中的人物寫得形象鮮明、生動，但也有不少人物傳記寫得很成功，從而成為人物傳記的範例。如《蘇武傳》通過一系列具體生動情節的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為利誘的鬥爭精神，表揚了蘇武堅持民族氣節的高尚品格，給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朱買臣傳》中，通過寫朱買臣失意和得意時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態度，既揭露了封建時代世態炎涼的社會習尚，又活畫出封建時代在功名利祿的引誘下沒有獨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憐可憎的形象。

班固寫人物又常常通過人物的日常生活細節來突出他們思想性格的特徵。如《陳萬年傳》寫陳萬年有病，還讓他的兒子陳鹹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訓，“語至夜半，鹹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鹹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鹹諂也！’萬年乃不復言。”陳萬年的盛怒之言和陳鹹的直率回答，活畫出一個不以諂事權貴為恥的官僚形象。《張禹傳》也完全是通過敘述張禹的日常言行，圍繞著他“持祿保位”的卑鄙心理，來戳穿他“為人謹厚”、“為天子師”的堂皇外衣，顯露出庸俗、虛偽、陰險的本來面目。

在文學語言方面，班固受當時辭賦創作的影響，崇尚採藻，長於排偶，亦喜用古字，不如《史記》語言的簡潔明朗、生動活潑。但《漢書》的語言也因此具有整飭詳贍、富麗典雅的一面，引起後世散文作家的喜好，范曄在《後漢書·班固傳贊》中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這一論斷比較準確地分析了《史記》和《漢書》語言風格的不同。另外，《漢書》在人物傳記中引用了大量的辭賦和散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敘事的連貫和人物特徵的刻畫，但也因此儲存了不少重要文章，這也是班固在儲存文化遺產方面的一個貢獻。

《漢書》流傳後，由其多用僻字古詞，比較難懂，東漢末年已有應劭、服虔為之作注。到了唐代，顏師古彙集前人23家的註釋，糾謬補缺，作《漢書》新注，流傳至今。現存最早刊本為北宋景祐年間刊印的，歷代均有刊本，今通用中華書局標點本。

另補註有清沈欽韓《漢書疏證》；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和清代王先謙《漢書補註》，中華書局1983年版；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1955年科學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