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
[拼音]：xinjiapo wenxue
新加坡的人口約有四分之三是華人，其餘是馬來人、印度人等。它的官方語文有華文、英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四種，所以有四種語文的文學作品。
新加坡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1965年獲得獨立。它過去的文學主要是馬來古典文學。
由於新加坡的大多數居民是華人，中國文學的影響比較深廣。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後，新加坡的華文報章也很快地陸續刊登用白話文體寫的文學作品。從1924年開始，各華文報刊相繼增闢文藝副刊，如《小說世界》、《南風》、《星光》等。同時，反殖民主義和反封建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不斷增長，並形成20年代華文文學運動的主流。1925年，李西浪(?～ 1972)所著長篇小說《蠻花慘果》，描寫作為“豬仔”的華工在婆羅洲（今加裡曼丹）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張金燕(1901～ )在《荒島》上發表多篇短篇小說，大多描寫婦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會裡的不幸命運。這一時期比較重要的小說還有邱志偉的《長恨的玉釵》(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吶喊》和曾華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
1929年陳鍊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學作品應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發表論文《地方作家談》，進一步強調應鼓勵鄉土作家的創作。他的作品《峇峇與娘惹》(意為土生土長的華人先生和太太，1934)是華文文學史上的第一部帶本鄉本土色彩的中篇小說。在華文戲劇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獨幕劇《芳娘》、《一侍女》、《綠林中》和《兄妹之愛》。
1937年7月，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也掀起了支援中國的抗日救亡的運動。許多文藝創作也以抗日救亡為主題，並湧現一批優秀作品，如張一倩的中篇小說《一個日本女間諜》(1938)、鐵抗（原名鄭卓群，1913～1942）的中篇小說《試煉時代》(1938)、乳嬰的短篇小說《八、九百個》、吳天（1912～）的劇本《傷兵醫院》(1937)和王君實(1918～1942)的散文《海岸線》等。此外，比較優秀的短詩有劉思的《黃包車伕》(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
1942年日軍侵佔南洋群島之後，鐵抗、王君實等作家相繼遇難，文學活動處於低潮。日本投降後，文學創作活動重新活躍起來，出現了一批以描繪戰爭和抗日地下活動為題材的英文小說。較著名的有陳基安的《無聲的敵人》(又名《馬來亞》，1952)、尼維·剎特的《一個像艾麗絲的小鎮》（1950）、邁克·強的《榴槤樹》(1960)、葛烈維爾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託瑪斯的《娘子軍》(1966)。
隨著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馬來作家馬蘇裡、瑪斯等於1950年8月創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亦稱“五十年代派”，其中多數作家堅持了“為社會而藝術”的創作原則，表現了濃厚的民族主義傾向。作家哈倫·阿米努拉錫以1511年馬來人反抗葡萄牙殖民者侵略的英勇事蹟為題材寫成小說《阿旺元帥》及其續集《阿旺元帥之子》。詩人馬蘇裡寫了熱愛鄉土和民族的詩集《白雲》(1958)、《時局的色彩》(1962)和《苦花》(1962)。蘇拉特曼·馬卡山的短篇小說《沒有出路》(1958)描寫一個馬來舞女的不幸遭遇。新加坡獨立後，不少馬來作家遷回馬來西亞，馬來文學的中心也逐步由新加坡轉移到吉隆坡。
戰後的華文文學的特點之一是描寫勞苦大眾，特別是以老一輩的華僑勞工、礦工、割膠工和農民的艱苦創業為題材的作品，佔有重要地位。比較傑出的有李過(原名李今再，1929～)的中篇小說《大港》(1959)、《新墾地》(1960)和長篇小說《浮動地獄》(1961)等。苗秀（原名盧紹權，1920～1980）的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1952)也是一部描寫社會下層人物的代表作。
新加坡獨立以後，除馬來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為新加坡馬來文作家協會繼續存在外，泰米爾作家協會、新加坡（英文）作家協會和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相繼成立。
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是新加坡公民用華文寫作的作家的組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加坡的華文寫作者於1945年底成立星華寫作人協會，但因英國殖民當局頒佈緊急法令而自動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華文藝協會也出於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連士升(1907～1972) 等作家的倡議和推動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協會；1976年5月，改名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選舉小說作家黃孟文為會長。協會創辦《文學月報》（後改為《文學》半年刊），開闢文藝副刊《寫作人》，出版文學叢書，鼓勵會員從事文學創作，並舉辦文學理論討論會、專題講座、詩歌朗誦會等，同時組織國際文學交流活動。
戰後新加坡文學發展的主要傾向是現實主義，並強調地方色彩和題材多樣化。這時期湧現了一批比較優秀的文學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底層社會的貧困，對不合理的社會有所揭露。比較著名的華文作品有苗秀的長篇小說《殘夜行》(1976，曾獲新加坡1978年度書籍獎)，石劍洪的中篇小說《高樓內外》(1979)，以及黃孟文的《再見惠蘭的時候》、李汝琳(原名李巨集賁)的《新貴》(1978)、韋西（原名黃燊輝，1935～）的《捉賊》(1977)和蓉子的《畫像》(1979)等短篇小說。此外，老作家於沫我（杜又明，1916～）的新著《於沫我短篇小說集》也於1979年出版。
在英文小說方面，有吳寶星描寫新加坡青年愛情故事的長篇小說《長夢悠悠》(1972)和陳國盛所寫的三部曲《新加坡之子》(1972)、《馬來西亞的人》(1974)和《放眼世界》(1975)。還有弗蘭西斯·托馬斯的《一個移民的回憶錄》(1972)和N.I.羅氏的《被遺棄在熱帶海濱的華人》(1974)等。短篇小說方面比較著名的有嘉蒂蓮·林的《怪物》（1978）和葉裕金的《家長》(1975)。後者被評選為1975至1977年的東盟文學的優秀作品之一。
70年代出現了一批描寫愛情的馬來文長篇小說。如瑪斯的《馬伊爾要結婚》、蘇來第·西班的《大炮與愛情》和奈英姆·代比的《毀滅》(1978)等。比較優秀的短篇小說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為題材的《我要把心兒帶到何方》(1974)，卡瑪列亞·阿旺以試管嬰兒為題材的《他不是咱們的》(1975)，以及尤諾斯·賽伊德的描寫航海生活的《馬瑪特船長》(1976)等。
詩歌方面，獲1979年東盟文學獎的知名詩人艾溫·譚布(1923～)著有英文詩集《大地的肋骨》(1956)、《第二語音》(1976)和《上帝也會死》(1977)等。他的詩《一個普通的人》，反映了舊的觀念與現代思想之間的衝突對於亞洲傳統的家庭觀念的影響。穆罕默德·拉蒂夫·穆罕默德的詩《我的同胞在我出生之日》獲1974年馬來詩歌創作第一獎。泰米爾文詩歌有詩人伐南所寫的《節日的歌》(1978)等。華文詩歌方面，較突出的有柳北岸（原名蔡文玄，1903～ ）創作的長達3，254行的敘事詩《無色的虹》(1977)，描寫一個普通華僑的生活史。此外，有詩集《捕螢人》(1979)的作者周粲（原名周國燦，1934～）、詩集《五月》(1955)的作者杜紅(原名鄭亞本，1936～ )和詩集《內外集》(1978)的作者王潤華(1914～)等。
劇本方面有田流(原名鍾文靈，1931～)的華文劇作集《三萬元獎金》(1972)和《田流劇作集》(1979)，其中有些電視劇，如《守財奴》、《國與家》(1971)和《賭》（1971）都以現實主義手法對社會的醜惡現象作了一定程度的諷刺與揭露。英文劇本有強調各民族和睦相處和作為新加坡人感到幸福自豪的作品，如吳寶星的《微笑之餘》(1965)，描寫異族青年男女的戀愛，反映出種族意識被逐漸削弱；楊羅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反映不同種族的遭遇。這些作品表明英文的使用已超越了種族的界限。此外還有諾爾的馬來文劇本《農民的女兒》，描寫一位農村姑娘英勇保衛家鄉的故事。全劇富有新加坡的地方色彩。
參考書目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新加坡，1968。
苗秀編選：《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一集（理論）， 新加坡，1971。
趙戎編選：《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八集（史料）， 新加坡，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