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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caoyun

中國曆代政府將所徵糧食由水路（間或有陸路）運往京城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早在秦、漢，中國史書上就有關於漕運的零星記載。隋唐以後，漕運逐步形成了一種經濟制度，延續一千多年，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和政治起過重要的作用。

中國江南地區自4世紀起逐漸發展成全國的糧倉。但中國的政治中心一直還在北方，許多朝代先後建都於長安（今西安）、洛陽、汴京（今開封）、大都(今北京)。為了把南方農民所繳納的田賦，即提供的糧米實物運到北方以供養王室、官員和軍隊，因而舉辦漕運。漕運的水道有河道和海道兩種。

唐宋漕運

唐宋時代的漕運是把今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的米糧運到黃河，再轉入洛水，運到洛陽。唐初每年運糧不過 100萬石。洛陽以西黃河段有三門峽之險，靠陸運到關中，工費艱鉅。漕運歷經裴耀卿和劉晏的改革，實行分段運輸的“轉般法”，漕船（運糧的帆船）從江淮到汴口（即汴河從黃河分流之處）即回，再由官府僱船載運，由黃河轉入洛水，再水陸兼運至關中。分段接運，儲入倉庫，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運糧最多時可達110萬石。自開元二十九年（741年）開鑿開元新河通關中的渭水或廣通渠，漕船才能直達長安。這個時期年運輸量最多可達400萬石，但是這個局面沒有能維持多久。

宋朝時，官僚機構龐大，養兵最多，對糧食的需要量很大。汴京與江淮間的路程比唐代長安與江淮間的路程幾乎縮短一半，而且由淮入汴，河道無阻，漕運量每年以600萬石計，最多可達800萬石。漕運制度也採取分段運輸的轉般法。每年漕米分別運到真（今江蘇儀徵）、揚、楚（今江蘇淮安）、泗等州的轉般倉，待三、四月運河水漲時再運往汴京，而以倉存糧米作調劑。

元代漕運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曾多次對大運河進行開發整治，使南從杭州北到大都都有水道相聯，承擔漕運的任務。但因會通河流經山東，地勢較高，水量不足，時有阻斷。元朝初年，同時開始開闢海道，以利漕運。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朱清、張瑄監造海船，招募漕丁，實行海運。漕船沿海岸航行，比較費時。至元三十年(1293年)深入外海，其路線是：從劉家港（今太倉瀏河）至崇明島，然後去黑水洋(即黃海外)到山東半島的成山角，達菜州灣，直達沽口。沿此路線順風十天就能到達。元朝以海運為主，歲漕米從100多萬石上升到300多萬石。但海運艱險，每年都有漕船遇難，平均要損糧十多萬石。

明清漕運

明初遷都北京，也採用海道運漕糧，歲漕約100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築城天津衛，以漕兵萬人戍守。永樂九年（1411年）致力於重開大運河，重點在濟寧到臨清一段的會通河。永樂十三年（1415年）開清江浦河道。自此運河復通，海運即告停頓，漕運專由河運負擔。這時行駛在運河線上的漕船有幾千艘至萬艘以上。永樂十三年罷海運糧，命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3000艘，以利河運。木帆船一般能裝載一百石至幾百石米糧，大型木帆船可運千石以上。終明朝歲漕米約200～300萬石，至崇禎初年運輸量為年400萬石。

清建都北京，漕糧歲徵額400萬石，並設漕運總督駐淮安。清朝中葉，會通河時有阻斷，漕運不便，於是道光五年（1825年）以官督商運，又舉辦海運，於上海設海運總局，僱商船轉漕至天津，交官驗收，然後用駁船運至通州。漕糧由平底海船海運為主，並逐漸改徵折色，即摺合銀兩隨田賦上繳，減少運糧。同治十一年（1872年）改由招商局運漕糧後，河運大為減少。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漕糧全部改用機動船和鐵路列車運輸。辛亥革命後漕糧全徵折色，從此漕運始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