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
論文關鍵詞:魯迅 傳統文化 倫理思想 死亡意識 鬼氣
論文摘要:從傳統倫理思想、魯迅的死亡意識、以及他的“鬼氣”觀三方面進行探討，指出魯迅與傳統的關係並非僅僅一個“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是一個巨大的客觀歷史存在，也是一個說不盡的文化存在。他的魅力來自他生命本體的矛盾、深刻和複雜，拒絕任何一種簡單“合理”的解釋。因此，如何看待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需要我們全面而深刻地認識。
眾所周知，作為新文化的先驅，魯迅“五四”期間是以徹底的“反傳統”面目出現的。他不僅借小說人物之口揭示了傳統文化“吃人”的本質，而且在雜文中一次次發出痛切的呼喚:
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llo 。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這無疑是一種激進的反傳統態度。正因為如此，絕大多數人把魯迅看作是新文化運動中全面、徹底地反傳統的典型代表。的確，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根據所在，但是卻不能全然概括魯迅的態度。它忽視了魯迅激烈反傳統的態度是出於一種文化策略。魯迅是深知中國傳統社會和國民性格心理的，他在《無聲的中國》做了生動的表述:“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為了開啟新路，就不得不採取嚴厲的甚至是過分的批判態度，以達到動人心魄、促人猛醒的現實效應，無暇顧及這是否公正，是否完全表達了他們對舊文化、對舊社會的真實情感。事實上，魯迅所表現出的激烈而堅決地反傳統，並不意味著他割斷了自身與傳統的聯絡。這一點，美籍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已敏銳地感覺到:“魯迅意識的特點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衝突:一方面既有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從知識和道德的立場獻身於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這種深刻的矛盾使得魯迅對舊文化極為厭惡又不無留戀，筆下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舊文化情懷。
此外，魯迅在墨家思想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東西，十分認可墨子的“非攻”思想。在其筆下，墨子不僅是一個思想家，更是一個和平戰士，為了天下百姓的安寧，他奔波勞碌於楚國和宋國之間，止楚攻宋，消洱殺戮，維護了正義。反觀魯迅本身，不也是這一思想的實踐者嗎?他極其反對，甚至可以說是深惡痛絕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徐壽裳曾說魯迅寫的《非攻》在描寫墨子的偉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這話是不假的。其“愛人”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墨子“兼愛”思想的影響。另外，魯迅的復仇意識中還可以找到墨俠精神的痕跡。馮友蘭先生就認為“墨子之徒是俠”，輕生死、行俠仗義、睦毗必報、扶危濟難是其基本的精神寫照。而這些墨俠精神在魯迅的大量文字中***如***鑄劍》《非攻》***女吊》《無花的薔薇之二》等***有著鮮明的體現。而且魯迅一度讚揚墨子臨危赴難的品質，都可以看出他與墨俠精神有著比較明顯的聯絡。
魯迅也曾說過，在他的思想中有莊周的“毒”，說明了莊子思想對他的影響。他雖然對莊子哲學所提倡的人生觀、社會觀持批判態度，但對其瑰麗的想象、豐瞻的文采及浪漫情懷卻讚賞有加。關於這點，郭沫若的觀點至今仍有很大的啟發性。他指出“魯迅愛用莊子獨有的詞彙，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為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讚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有莊子的反映”。的確，魯迅最為推崇的就是莊子和魏晉的文章，喜愛莊子的說理以駁難，常含譏諷的筆調，其《故事新編》和《野草》的創作就深受影響。此外，莊子的個性解放思想對魯迅也有很大的啟發。他主張“任其性命之情”，反對一切有損於性命之情的思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倡揚個體生命的自我沖決和超越能力。而魯迅一生的基本思想就是個性精神絕對自由，提出“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對一切對個人精神自由的束縛與壓制有一種先天的敏感和反抗意識。
再綜觀魯迅創作的大量文字，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觸目的題材—“死亡”。“死”是魯迅熱衷的主題，其大半生不停地寫著“死”。夏濟安先生對此指出:“魯迅是一個善於描寫死的醜惡的能手，不僅散文詩，小說也如此。……各種形式的死亡的陰影爬滿他的著作。”作為生命意識的核心部分，魯迅的死亡意識顯得矛盾而複雜。首先，魯迅身為一個啟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識是伴隨著對中國歷史現實殘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隨著對中國現代化程序中難以割捨的啟蒙使命感，堅決地批判傳統文化。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與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聯絡，特別是與儒道兩家的思想有著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儒家是從生命的起點和過程來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進取。因此，儒家將“死”的終極關懷與價值追求轉換到現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價值，以及“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人格風範。這種人格理想與功利思想感召著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魯迅也不例外。可以說，魯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隨的一生。家庭的變故，社會的黑暗，個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擾，死亡時時威脅著他。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敵人就是死亡。然而，魯迅並沒有因此而被壓倒，以生來對抗死，反對輕死，貶斥苟活。他明確表示“我是不贊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人類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緊。惟獨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盤失措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積極參與現實，以個體生命去肉搏著空虛中的黑暗，在抗爭中實現個體生命的價值，以個體的犧牲換取人類的進步，要“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這種“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抗爭精神顯然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人生精神的強烈浸染，與儒家“盡人事”的進取態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魯迅“死”的話語中，他又多次說到自己是“死的隨便黨”。給友人的信中曾出現“往往自視亦如輕塵”、“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等等類似的話。他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都是中間物，“應該和光陰偕逝”。可見魯迅不害怕死，把死視為自然、必然的結果。這種死亡意識與道家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終極價值，生死與之相比，不過是道的自然表現。“死“就是讓生命融於自然，應該順應自然，對死採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態度。
當然，問題還有更復雜的一面，魯迅與傳統文化聯絡本身並非單一和純粹的性質。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他曾有這樣的表述:“我想苦痛總是與人生相聯絡的”，而“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孫鬱先生認為這黑暗便是某種鬼氣。而所謂鬼氣，一方面是對存在的虛無的揭示，是實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魯迅自己內心絕望的心緒，與佛教中的苦難感交織在一起。自然，這與魯迅的生活經歷相關。魯迅少年時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親去世。在這種狀況下，他經歷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態炎涼。因此，對生活中種種醜惡與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對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嘆:“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華夏大概並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雲，其中有故鬼、新鬼、遊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這非人間的濃黑與悲涼，使魯迅的作品充滿了陰深恐怖的“鬼氣”，常常纏繞著魔鬼的陰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沒在這一長影中的掙扎。正是由於對黑暗現實的深刻認識，加深了他的悲觀絕望情緒，並向虛無主義轉移。我們都很清楚，魯迅是一個有著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無可否認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著悲觀絕望、虛無厭世的一面。而魯迅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不被虛妄所壓倒，在虛妄面前表現出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見，魯迅與傳統的關係並非僅僅用一個“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曉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樣固執地拒絕品嚐悲觀主義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義來代替它，就是用虛無主義來沖淡它;看到他那樣依賴身外的精神價值，總是不斷去尋找集體性的社會和政治理想，來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據;看到他那樣注重現實功利，幾乎凡事都以它為重，很少有超越現實的興趣和願望;看到他那樣害怕做社會的旁觀者和邊緣人，一旦發現自己被擠到了旁觀席上，就不自覺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麼深刻。在骨子裡，他其實還是一個文人，一個孔墨和莊子的血緣後代。”的確，魯迅仍具有傳統文人的內質，他以非凡的勇氣和力量衝破一切傳統的同時，又與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種舊文化情結，形成了魯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與痛苦，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論文摘要:從傳統倫理思想、魯迅的死亡意識、以及他的“鬼氣”觀三方面進行探討，指出魯迅與傳統的關係並非僅僅一個“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是一個巨大的客觀歷史存在，也是一個說不盡的文化存在。他的魅力來自他生命本體的矛盾、深刻和複雜，拒絕任何一種簡單“合理”的解釋。因此，如何看待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需要我們全面而深刻地認識。
眾所周知，作為新文化的先驅，魯迅“五四”期間是以徹底的“反傳統”面目出現的。他不僅借小說人物之口揭示了傳統文化“吃人”的本質，而且在雜文中一次次發出痛切的呼喚:
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llo 。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這無疑是一種激進的反傳統態度。正因為如此，絕大多數人把魯迅看作是新文化運動中全面、徹底地反傳統的典型代表。的確，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根據所在，但是卻不能全然概括魯迅的態度。它忽視了魯迅激烈反傳統的態度是出於一種文化策略。魯迅是深知中國傳統社會和國民性格心理的，他在《無聲的中國》做了生動的表述:“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為了開啟新路，就不得不採取嚴厲的甚至是過分的批判態度，以達到動人心魄、促人猛醒的現實效應，無暇顧及這是否公正，是否完全表達了他們對舊文化、對舊社會的真實情感。事實上，魯迅所表現出的激烈而堅決地反傳統，並不意味著他割斷了自身與傳統的聯絡。這一點，美籍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已敏銳地感覺到:“魯迅意識的特點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衝突:一方面既有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從知識和道德的立場獻身於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這種深刻的矛盾使得魯迅對舊文化極為厭惡又不無留戀，筆下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舊文化情懷。
此外，魯迅在墨家思想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東西，十分認可墨子的“非攻”思想。在其筆下，墨子不僅是一個思想家，更是一個和平戰士，為了天下百姓的安寧，他奔波勞碌於楚國和宋國之間，止楚攻宋，消洱殺戮，維護了正義。反觀魯迅本身，不也是這一思想的實踐者嗎?他極其反對，甚至可以說是深惡痛絕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徐壽裳曾說魯迅寫的《非攻》在描寫墨子的偉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這話是不假的。其“愛人”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墨子“兼愛”思想的影響。另外，魯迅的復仇意識中還可以找到墨俠精神的痕跡。馮友蘭先生就認為“墨子之徒是俠”，輕生死、行俠仗義、睦毗必報、扶危濟難是其基本的精神寫照。而這些墨俠精神在魯迅的大量文字中***如***鑄劍》《非攻》***女吊》《無花的薔薇之二》等***有著鮮明的體現。而且魯迅一度讚揚墨子臨危赴難的品質，都可以看出他與墨俠精神有著比較明顯的聯絡。
魯迅也曾說過，在他的思想中有莊周的“毒”，說明了莊子思想對他的影響。他雖然對莊子哲學所提倡的人生觀、社會觀持批判態度，但對其瑰麗的想象、豐瞻的文采及浪漫情懷卻讚賞有加。關於這點，郭沫若的觀點至今仍有很大的啟發性。他指出“魯迅愛用莊子獨有的詞彙，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為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讚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有莊子的反映”。的確，魯迅最為推崇的就是莊子和魏晉的文章，喜愛莊子的說理以駁難，常含譏諷的筆調，其《故事新編》和《野草》的創作就深受影響。此外，莊子的個性解放思想對魯迅也有很大的啟發。他主張“任其性命之情”，反對一切有損於性命之情的思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倡揚個體生命的自我沖決和超越能力。而魯迅一生的基本思想就是個性精神絕對自由，提出“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對一切對個人精神自由的束縛與壓制有一種先天的敏感和反抗意識。
再綜觀魯迅創作的大量文字，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觸目的題材—“死亡”。“死”是魯迅熱衷的主題，其大半生不停地寫著“死”。夏濟安先生對此指出:“魯迅是一個善於描寫死的醜惡的能手，不僅散文詩，小說也如此。……各種形式的死亡的陰影爬滿他的著作。”作為生命意識的核心部分，魯迅的死亡意識顯得矛盾而複雜。首先，魯迅身為一個啟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識是伴隨著對中國歷史現實殘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隨著對中國現代化程序中難以割捨的啟蒙使命感，堅決地批判傳統文化。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與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聯絡，特別是與儒道兩家的思想有著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儒家是從生命的起點和過程來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進取。因此，儒家將“死”的終極關懷與價值追求轉換到現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價值，以及“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人格風範。這種人格理想與功利思想感召著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魯迅也不例外。可以說，魯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隨的一生。家庭的變故，社會的黑暗，個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擾，死亡時時威脅著他。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敵人就是死亡。然而，魯迅並沒有因此而被壓倒，以生來對抗死，反對輕死，貶斥苟活。他明確表示“我是不贊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人類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緊。惟獨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盤失措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積極參與現實，以個體生命去肉搏著空虛中的黑暗，在抗爭中實現個體生命的價值，以個體的犧牲換取人類的進步，要“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這種“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抗爭精神顯然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人生精神的強烈浸染，與儒家“盡人事”的進取態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魯迅“死”的話語中，他又多次說到自己是“死的隨便黨”。給友人的信中曾出現“往往自視亦如輕塵”、“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等等類似的話。他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都是中間物，“應該和光陰偕逝”。可見魯迅不害怕死，把死視為自然、必然的結果。這種死亡意識與道家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終極價值，生死與之相比，不過是道的自然表現。“死“就是讓生命融於自然，應該順應自然，對死採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態度。
當然，問題還有更復雜的一面，魯迅與傳統文化聯絡本身並非單一和純粹的性質。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他曾有這樣的表述:“我想苦痛總是與人生相聯絡的”，而“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孫鬱先生認為這黑暗便是某種鬼氣。而所謂鬼氣，一方面是對存在的虛無的揭示，是實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魯迅自己內心絕望的心緒，與佛教中的苦難感交織在一起。自然，這與魯迅的生活經歷相關。魯迅少年時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親去世。在這種狀況下，他經歷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態炎涼。因此，對生活中種種醜惡與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對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嘆:“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華夏大概並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雲，其中有故鬼、新鬼、遊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這非人間的濃黑與悲涼，使魯迅的作品充滿了陰深恐怖的“鬼氣”，常常纏繞著魔鬼的陰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沒在這一長影中的掙扎。正是由於對黑暗現實的深刻認識，加深了他的悲觀絕望情緒，並向虛無主義轉移。我們都很清楚，魯迅是一個有著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無可否認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著悲觀絕望、虛無厭世的一面。而魯迅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不被虛妄所壓倒，在虛妄面前表現出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見，魯迅與傳統的關係並非僅僅用一個“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曉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樣固執地拒絕品嚐悲觀主義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義來代替它，就是用虛無主義來沖淡它;看到他那樣依賴身外的精神價值，總是不斷去尋找集體性的社會和政治理想，來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據;看到他那樣注重現實功利，幾乎凡事都以它為重，很少有超越現實的興趣和願望;看到他那樣害怕做社會的旁觀者和邊緣人，一旦發現自己被擠到了旁觀席上，就不自覺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麼深刻。在骨子裡，他其實還是一個文人，一個孔墨和莊子的血緣後代。”的確，魯迅仍具有傳統文人的內質，他以非凡的勇氣和力量衝破一切傳統的同時，又與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種舊文化情結，形成了魯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與痛苦，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