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變革與村莊公共權威的蛻變論文
經濟體制***Economicsystem*** 指在一定區域內***通常為一個國家***制定並執行經濟決策的各種機制的總和。通常指國家經濟組織的形式，它規定了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各經濟部門之間的關係，並通過一定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來調控或影響社會經濟流動的範圍、內容和方式等。社會的經濟關係，即參與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各個單位、各個個人的地位和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就是通過這樣的體系表現出來。以下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經濟體制變革與村莊公共權威的蛻變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閱讀，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經濟體制變革與村莊公共權威的蛻變全文如下：
經濟體制變革與村莊公共權威的蛻變——以蘇南某村為案例
內容摘要：經濟轉型的社會影響及其機制, 因地區和時期的不同有很大差異。本文基於蘇南某村的實地調查資料, 對1990 年代中後期以來村莊公共權威的邊界、結構和領域進行考察。我們發現, 在改制之後的蘇南農村, 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村莊公共權威經歷了以“私營化”為表徵的蛻變。具體來說, 這樣的公共權威“私營化”過程又體現為在公共權威的邊界、結構和領域三方面的權力分散、精英分化、責任收縮的過程。而作為蛻變結果的新的村莊公共權威的形成及其經營策略, 不僅受到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私有化過程*** 的影響, 而且受制於幹部的選拔培養等既有社會政治制度。通過從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到市場轉型時期的歷史對照, 村莊公共權威的蛻變從一個側面為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提供了一個比較的框架。
關鍵詞：村莊公共權威 “私營化” 權力分散 精英分化 責任收縮
一、問題的提出
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在上世紀整個80 年代的發展曾經是學術研究的一個焦點。蘇南農村和其他地區一樣經歷了集體化和相應的行政建制的變遷, 但是蘇南模式的特殊性在於當地的社隊經濟逐漸轉變為以鄉鎮企業***注1***為支柱的集體經濟, 並形成了一種與集體經濟匹配和對應的村莊公共權威格局。而1990 年代中後期以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鄉鎮企業改制, 使蘇南的集體經濟實體趨向消解, 村莊公共權威面臨著調整和定位的問題。而那裡的大部分農村由於集體經濟的股份化和民營化, 地方政府在基層的全面控制後退, 村莊公共權威發生了以“私營化”為表徵的蛻變。***注2*** 這裡“私營化”是指, 由於公共產品的投入和社會責任的承擔在集體經濟瓦解後出現的“缺位”以及地方政府對“政績”的追求, 鄉鎮政府安排或同意一些有經濟實力的老闆出任其企業所在村的黨組織的書記也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結果導致民營企業家和村莊政治精英身份的重合, 從而使村莊公共權威的運作帶上越來越多的個人意志的印記。有了這樣的前提,村莊領導人就能夠憑藉自己的經濟實力, 經營“個人化自由政治空間”***注3***。
圍繞村莊經濟私有化和民營化以及這些變革在經濟調控手段和組織動員能力等方面引起的變遷, 有待解答的關鍵問題有三個:
***1*** 私有化如何在社群中被接受, 即合法性問題; ***2*** 私有化是否造成了兩極分化, 是否存在相應的利益均衡機制, 這涉及社群分化程度問題; ***3*** 農民在失去集體庇護後如何應對市場, 村莊共同體又如何進行經濟調控和組織動員, 即社群規範和整合問題。顯然, 能否處理好這三個問題, 是村莊公共權威能否適應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關鍵。
本文目標是考察在經濟體制變革和私有化影響下, 村莊公共權威特徵和農村精英採用的策略及背後制度變遷。試圖以日常生活和制度體系之間互相影響為切入點, 探討並回答以下問題:***1*** 基層政權當前基本目標和利益何在? 即村莊公共權威邊界問題。***2*** 基層政權和精英如何組織和運作這種權威機制, 使它被社群成員接受? 即村莊公共權威結構問題。***3***
公共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和手段及普通村民認同和迴應方式, 發生了怎樣變化? 即村莊公共權威領域問題。
二、對以往研究的評述與本文的超越點
中國農村二十多年的改革推動了社會轉型研究的深入, 也有了相對豐厚的積累。而與本文相關的研究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私有化的研究、關於精英的研究以及關於地方政府的研究。從關於私有化的已有研究成果看, 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私有化的學者, 都忽略了產權改革在社群中被認可和接受的機制***注4***, 也沒有系統地討論這種過程對村莊公共權威發生的影響。產權轉移的確認和合法化等現實問題, 紮根於當地的文化傳統和制度遺產中。由於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多樣化的形式和過程, 私有化的推進往往會出現預見不到的社會政治後果。它們給基層權力和財富結構帶來了重大的變化, 對精英的策略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本文關注的恰恰是這些現象以及它們在型塑農村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而從已有的精英研究來看, 對精英變遷研究還可在三個方面加以拓展。首先, 已有研究更多地強調精英的“來源”和向上流動的“途徑”。而要了解精英為應對轉型中政治經濟生活所採取的策略, 還需要對他們的能力和利益所在加以闡釋。第二, 不同精英群體的聯結和關係***注5***也有待研究。筆者在調查中發現, 精英之間的聯絡和精英培養一體化所起的同化作用, 可能已超過他們本身之間的異質性帶來的影響。第三, 農村基層幹部的培養方式, 既有延續也有斷裂的一面, 這種矛盾影響了基層的控制體系和手段。本文從經濟結構和幹部梯隊角度對精英流動展開分析, 從而對村莊中利益分化和均衡機制及其對村莊公共權威形態和性質的影響進行討論。
最後, 已有的關於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使我們看到了經濟利益和政治參與問題的複雜性。這對我們的啟示是: ***1*** 農村基層政權在控制手段和機制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2*** 必須結合大眾的視角。顯然, 地方政府在行政方面的實用化趨勢***即以完成任務、實現政績為行政目標*** 和其無法脫卸的社會責任, 實際已經導致了一種新的權威模式的產生。因此本文將從經濟調控手段和動員組織方式兩個方面出發,
試圖闡釋上級黨政部門、基層幹部梯隊和普通村民的行動策略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以理解村莊公共權威發生的蛻變。
三、研究物件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資料來自於從2003 年到2005 年之間對江蘇省X 市KB 村的實地調查, 我們採用了深度訪談***注6***與參與觀察這兩種方法。另一部分資料來自與KB 村有關的統計資料及報表。KB村共有410 戶家庭, 總人口1704 人, 總面積317 平方公里, 耕地361017 畝***注7***。KB 村過去屬於X 市BM 鎮, 在2003 年底BM 和其他兩個鎮一起併為GH
鎮。村裡的10 個企業都已經成為私營企業或者股份制企業, 當地最大的企業是KB 集團有限公司。在同一時間段, 我們還走訪了和KB 村鄰近的J X 村, 以及浙江省東部的TY 村和N 村, 以進行比較***注8***。這些村莊體現著不同的地方特色和發展道路, 其中J X 村仍保持著強大的集體經濟和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足夠有力的公共權威, 而浙江的兩個村莊僅存留了極少的集體資產。所以,
選取KB 村作為研究物件, 是因為它具有不同發展模式的混合特徵, 在沿海地區農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新的村莊公共權威的產生和其經營策略
***一*** 新的村莊公共權威的產生: 一個企業主“戴帽”的例項
追溯村裡最大的企業集團“KB”創業之初的情況, 我們發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版本說它原來就是一個私營企業, 另一種則說它是蘇南模式下典型的一個村辦廠。這些創業故事說明, KB 公司的前身“YY *** KB 村原名YY 村*** 村辦縫紉組”, 和其他村辦企業有所不同, 可以被稱為“寄寓”在集體中的企業, 它也是蘇南模式下農民創造的一種生產組織模式。本節要展現的是KB 公司及其老總GDK如何在“集體”和“私有”的產權之爭中脫身, 走入權力角逐並獲得成功的過程, 這個過程可分成“寄寓”、“脫身”、“逼宮”三個階段。
KB 村的工業化始於1974 年。在村黨支部書記YMJ 主持下, 村裡相繼辦起了紗廠、粗紡廠、染廠等紡織類企業, 它們構成了“QF 紡織總廠”。但是在常規的工業企業之外, 裁縫、木匠、泥水匠、理髮匠等傳統手工業者早在1972 年就組成了“五工隊”。其中, 縫紉組的組長就是GDK的父親, 縫紉組就是KB 公司的前身。然而, 這種為生產隊外出“打零工”的方式, 並沒有被上升到“工業化”的高度, 領導只把他們當作為集體增加“工分”外收入的一群不入流的“手藝人”, 因而也就被排除在人們有關“工業企業”的記憶之外。
不可否認, GDK從集體得到的不僅是廠房、勞動力和稅收優惠, 還有各種發展的機遇。如果沒有1980 年代村集體的扶持, 服裝廠就會因資源的缺乏和制度環境的不利迅速陷入困境。QF紡織總廠的負責人GB Y回憶說:
那個服裝組, 是集體辦的服裝組。GDK的父親是老的裁縫……造了房子以後呢, 我叫他父親搬到我廠子裡, 不收他費的。……那麼GDK呢, ……在父親那裡學裁縫。後來他***父親*** 年齡大了以後呢, 叫他接班, 就在我們廠子裡搞。……上海南市區有一個人到我們這裡來, 買呢絨, 粗花呢, 問我們,“你們這裡有沒有服裝廠啊?”“有的。”他說, “我有點東西叫他們加工。”我就叫一個科長領去, 找了GD K。……GDK接上以後, 給他加工, 馬上給他做出來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給他加工以後, 賺了不少錢。*** GB Y2005.1.24 訪談***
但是, KB 公司依然和其他村辦廠有所不同, 它不屬於集體重點扶持的物件。RXX 公司職員DJ X 告訴我們的是創業故事的另一個側面。
1976 年, GDK擔任縫紉組的組長。同年, 縫紉組改為YY村服裝廠, 承辦上海企業的加工業務……1987 年, G總投資30 萬興建了第一幢屬於自己的廠房……1990 年投資150 萬興建了第二幢廠房和辦公樓, 並註冊了***自己的*** 羽絨服品牌。***DJ X2004.6.23 訪談***
DJ X 的敘述和媒體上對RXX 公司創業起點的報道大同小異, 大多強調GDK 個人奮鬥的因素, 並在宣傳中不斷給予強化。兩個版本的創業故事強調了同一個事實的兩個側面。在產權的認定方面, GB Y就認為“以前他這個企業是我們村裡面的”。
他辦了這個服裝廠, 但掛的是我們YY 小學的校辦廠。所以政策上給他優惠的錢, 免稅的……他在我們村子裡, 我當廠長, 那個老X 書記***XXB*** , 我們從來不收他什麼費什麼費, ……他在我們眼裡好像不起眼的, 照顧性給他算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稅收上的機遇。*** GB Y2005.1.24 訪談***
GB Y的敘述反映了許多村民所持的意見, 即GD K 應當對村集體和村民有所回報。不可否認, 基層政權的庇護極大地幫助了企業得到資金、廠房、技術和人員, 以及一些政策上的變通,在體制的擠壓中獲得生存空間。但集體對企業的扶持是不平衡的。巨集觀環境的惡劣和具體政策運作的偏向, 使私營經濟在蘇南的積累十分緩慢, 像縫紉組這樣的“擦邊球”企業, 雖然掛靠在集體經濟組織之下, 卻沒有被納入“QF 紡織總廠”這一嫡系集體經濟主幹中。因此, 該企業雖然享受著政策的優惠和廉價的土地、廠房和勞動力, 只能算是村集體經濟的“寄寓者”。
在1980 年代, GD K的服裝廠和其他村辦企業一樣和村莊有著不可斷裂的聯絡, 它們在對抗國家計劃體制管制的鬥爭中結成了盟友。這段時間, 稱得上蘇南模式的一段“蜜月期”。可是,企業畢竟是市場中的一個主體, 當企業和經營者的利益主體意識與村集體的控制權、分配權發生矛盾時, 會引發許多財產權利糾葛。RXX 公司和村集體關於50 萬“公共建設費用”的糾紛,促成了GDK從“寄寓”狀態中產生了“脫身”的念頭。
90 年我當書記, 91 年跟他簽了一個合同……那到95 年, 那就是50 萬嘍, 每年10 萬。他為什麼發展起來的呢, ……他用的是我們YY 小學的校辦廠, 全部免稅的, 那個時候銷售稅金都免稅的。……但是他對村裡一點都不交。……總共這50 萬, 他一共繳了13 萬5 千……到了95年, 他還不給我這個錢, 我就給LB Y 說。L 村***LB Y*** 當主任了啊, 要了好幾次, 他都不肯。L 村很賣勁的, 在他那裡跟他理論啊, 跟他吵架, 他都不給。我說這樣, 我們村民委員會起訴,我跟你訂的合同, 起訴你總可以了。你50 萬, 給了我13 萬5 千。後來他交了。*** GB Y 2005. 1.
24 訪談***
這種糾紛也和村企財務往來的不確定性有關。產權交易的默契經不同立場的人物解說, 出現了不同的版本。會計CB K認為管理費按1 %的銷售額收取, 但只是走一個賬面的“財政轉移支付”, 股份則是一次性轉清的, GDK其實是把村集體存在企業裡的錢拿出來投資於公共建設專案。另一個老支書XXB 則認為這些資金中, 大部分是管理費, 按照銷售額的0.3 %收取, 1999年興建的百多幢住宅耗資7 千萬, 還欠著3 千萬, 村裡的股權則是1600 萬, 佔2 %。***注9***而KB 村小學的校長認為, 村裡過去還根據在KB 公司裡擁有2 %的股份, 每年分紅兩三百萬。村委會主任LB Y則說村裡是把KB 公司上交的管理費***工業產值的2 %*** 積存在企業裡, 分2 千萬和4 千萬兩次提取, 投入集體基建事業。他們在村企財政往來的批次、數量和形式上的不同意見, 反映了利益關係的模糊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及相關糾紛, 促使KB 公司從“準集體企業”向“半私營企業”乃至完全的獨立而轉變。
首先, KB 公司規模不斷擴張, 1992 年第一次大規模擴張中, GDK 興建了佔地16000 多平米的廠房和辦公樓, 把RXX 公司轉移到BM 工業開發區。1997 開始, GDK 又投資5 千萬進行第二次擴張***注10***。2002 年, RXX 公司開始第三期擴建工程。2002 年, RXX 的產值超過了30 億。
GDK爭取企業獨立的第二條途徑是向外向型經濟靠攏, 在1980 年代主要為“XXX ”品牌承擔加工業務, 1990 年代初又與臺灣和俄羅斯企業合作建立了系列境外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 如今已在全國各地和國外建立了許多製衣公司、貿易公司、投資公司、實業公司。這些“連鎖”企業雖然形式上是分立的, 但與它們KB 公司的本體關係十分緊密, 大大拓寬了企業的市場空間。
第三是企業更名和股份化。從1978 年的“YY 服裝廠”到1984 年的“BM 羽絨服裝廠”,再到1992 年的“X 市羽絨服制品集團公司”, 1997 年的江蘇KB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的江蘇RXX 股份有限公司, 及2002 年的“RXX 股份有限公司”, 集體的影響漸漸淡出企業日常運作。同時, 企業被高度地股份化了。以RXX 為例, 最初的股權界定比例是村集體佔20 %,GDK佔80 % , 鎮裡佔2 %***注11***。隨後1994 年RXX 又進行了股份制改造, 股東包括X 市、上海和江蘇的一些企事業單位和個人。高度股份化背後, 是水潑不進的管理體制。但GD K 仍然是KB集團的核心人物。這因為GDK及家人直接和間接地控制了RXX 公司46.5 %的股權。
KB 集團能在改制大潮之前“脫身”成功, 既因為它和其他村辦企業起點不同, 具有一定經營獨立性, 也因為集體經濟關係重整使GD K獲得談判時機和發展機會。1990 年代中期後, 集體企業或關閉, 或以某種協議形式轉到經營者手中, GB Y 自己也漸漸退出集體經濟舞臺。由於原先的精英忙於為自己安排後路, KB 公司可以利用對它有利的時機和形勢獲得獨立的市場地位。
但是, “脫身”後的GDK 並不滿足於經濟上的成功, 他又重新返回到村莊共同體的政治生活中。在1999 年, 他實現了角色轉換, 經過黨內投票選舉, 取代GB Y 成為村書記。但在GB Y本人的口中, GD K的就任無異於“逼宮”, 其意圖從GD K的入黨事件中已經可以看出一二。
他93 年到我辦公室來, 他給我一個入黨申請報告, 請我當入黨介紹人。我說, 行, 但是呢, ……必須要履行組織手續的。……他是過了年以後, 大概是3 月份給我的, 5 月份還是什麼時候……發脾氣了, 他說: “B Y, 我這個入黨, 我黨員給不給幹啊? 不給乾的話, 你把入黨報告, 申請報告還給我。” ……差不多到年底通過他的時候, 他來村裡參加了一次會議, 讀了讀他的申請報告, 我也講了他許多好話。……轉正不是一年吧, 中間從來沒有來過。但是中間每個月的支部會議, 我都通知他的。*** GB Y2005.1.24 訪談***
就這樣, 不滿足僅從規模和名稱上提升企業“級別”的GDK, 把入黨當作了他政治前途的起點。經GDK幾年活動, 1994 年3 月KB 集團公司成立黨支部, 1999 年3 月, KB 集團公司支部又改建為KB 集團公司黨委, 隸屬BM 鎮黨委。GB Y認為GDK一開始就處心積慮地要把YY村黨支部合併入KB 公司黨委***因為後者黨員人數不夠*** , 這樣GDK也順理成章成為村書記。
他有5 到6 個黨員。那個時候我們黨委書記姓張……他說: “G 總*** GB Y*** , 這樣吧, D K*** GDK*** 在那裡, 讓他組織一個支部。” ……他是屬於我們村裡的企業呀, 他叫村有鎮管……我笑著跟他說: “張書記, 這個我完全沒有意見” ……到98 年下半年, 他想要成立黨委……市裡面同意他成立黨委。黨委麼, 但是他那裡正式黨員十幾個, 還有十幾個預備黨員, 太少。太少麼, 他想把我們村這個, YY村這個支部合在一起。……我聰明得很, 我打了報告。說這樣吧,我不讓你管, 我也不來管你。…… ***鎮*** 農工商的副總。所以我說這樣, 我參加鎮裡的組織活動。我就辭去了這個***黨支部書記*** 。*** GB Y2005.1.24 訪談***
大多數幹部和村民認為, GB Y 是自己主動退休的, 他和GD K 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 GD K就其對村莊要做出的貢獻是有承諾的。儘管書記的更替必須經過組織程式, 但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程式背後的交換和變通, 它們反映了力量對比和不成文的約定。所以, 企業主“戴帽”的過程, 實際上反映的是村莊經濟結構的變化。
GDK就任村書記, 也為了應對村企經濟關係的弱化, 重構村莊公共權威的經濟調控*** KB 村十幾個村辦企業在改制後, 和村集體之間只留下了租賃和審批的關係*** 。最富的企業主GD K 出任村莊領導人, 就是給他戴上了一頂“帽子”,使他不得不承擔社群經濟責任。同時村集體也進行著經濟結構的繼續改造, 試圖從公共資源的提供需完全依賴於一個企業經營狀況的風險中解脫。
***二*** 新的村莊公共權威的經營策略
GDK從企業主成為村莊領導人和KB 村經濟結構調整分不開。而這種新村莊公共權威如何得到鞏固則和政治精英策略與動員組織方式聯絡在一起, 下面從三方面對新權威經營策略展開分析。首先, 村莊公共權威在塑造“典型”的示範村過程中, 通過與上級黨政部門互動和有選擇地執行上級施政意圖, 在基層權威邊界方面, 表現出權力分散的特徵。其次, 村幹部群體從一體化的梯隊分化為文員派和實權派, 村企人事網路進行了重新定位, 在基層權威結構方面,表現出精英分化特徵。最後, 村集體把承擔“謀生責任”轉化為提供“謀生機會”, 精英主導下的村莊公共權威後退到“穩定責任”層面, 在基層權威領域方面, 表現出責任收縮特徵。就這樣,在應對政府無力感、精英疏離感和大眾冷漠感的過程中, 村莊公共權威進一步“私營化”了。
1. 營造“典型”光環
從報紙電視上看到KB 村的人, 往往會對村裡那一片別墅式村民新居“KB 苑”留下深刻印象。KB 苑工程分三階段, 搬入KB 苑的村民已達326 戶, 剩下92 戶村民仍住在老村。每戶住宅造價在20 萬左右, 共有3 層約200 平方米, 村民支付的基本價格為11 萬4 千元。但新村計劃的設想不是GDK首創, 可以說是1990 年代初老支書GB Y主持的“現代化試點”建設的一個繼續。
*** YY村*** 1994 年9 月被市政府批准為農村現代化試點村。該村在90 年代初就制訂1991 —2010 年農民住宅、道路橋樑、農業設施相配套的全面規劃。農民建房實行民建公助, 農民住房相對集中。以YY河為基點, 在河東、河西兩岸, 南北各建一個住宅區, 全村400 戶農戶分成4個住宅區。……1998 年第一期工程竣工, 建成別墅式住宅35 幢***面積為8050 平方米, 村投入101.2 萬元, 建房戶投入487.8 萬元*** ……第一期工程總投入1546.96 萬元。
1999 年KB 村將原規劃區調整為“村莊集體化, 經營集約化, 農業機械化, 種養區域化,口糧商品化, 管理物業化, 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開始建設“KB 苑小區” ……戶均佔地0.58 畝, 戶均建築面積206 平方米, 總建築面積8.8 萬平方米, 綠化覆蓋率為45 % , KB苑小區已於1999 年11 月動工, 將至2001 年完工。***《BM 鎮志》, 第399 頁***
從這段記載中, 可以看出新村計劃在1999 年GD K 接任書記的前後有了很大的改動, 基本上斷成了兩截。1999 年GDK上臺後, GB Y經營八年多的新村計劃被大手筆的社群建設所代替,未完成的專案也就此被擱置一邊。而兩個時期建造的住宅在建設思路上有許多根本差異。
首先, GDK的新村計劃帶來了農民人居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斷裂。GB Y規劃的4 個小區, 與生產隊田地的劃分基本一致, 使村民可以就近照顧農田。而GD K的專案, 從一開始就提出要統一起來搞集中住宅區。其次, 與前一種新村計劃的推行形式***主要是動員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分階段加入自建新房計劃*** 不同, 耗資巨大的KB 苑, 則是以“全包”的方式進行的, 村民只需花錢買房, 抽籤入住。因此, 前者偏向於“自建”, 後者則偏向於“統建”。第三, 在前一個新村計劃中,“集體”部分的投入是由村裡的集體經濟積累實現的。而1999 年動工的KB 苑專案則完全是由KB 公司以轉移支付等形式投入給村裡的, 因此, KB 公司對於KB 苑的住宅專案享有特殊的發言權。第四, 兩種“新村”的維持費用相差懸殊。KB 苑附有的一整套龐大的物業設施,其高額維持費用讓村幹部們感到一種潛在的危機。最後, 兩項新村計劃的住宅在分配和善後工作上的措施不盡相同。GB Y時期的新村計劃完全以抽籤的方式分配。而KB 苑住宅的分配在按“村籍”和抽籤原則分配名額之外, 還加入了經濟理性和向KB 集團高層傾斜的因素。一些“對KB 村有貢獻”的非村民, 在多交4 萬塊錢之後也得到了KB 苑的住宅。在拆老房子的問題上也是如此。GDK是用物質利益手段來解決一戶兩宅問題的***拆房的村民可以得到兩萬多元的補貼*** 。
然而, 不管怎樣, 2003 年建成的住宅, 比1998 年建成的設施更完備、建材更牢固、結構更合理, 讓利於村民的部分也更多, 自然也為KB 村和鎮裡、市裡爭來更多的榮譽。
一個“典型”的誕生往往離不開上級所起的作用***注12***。而KB 村能夠成為典型, 是因上級意識到KB 村代表的趨勢能夠起到新示範作用。從財政體制背景看, 地區和部門的經濟利益分化和財稅改革, 使地方政府必須更多地負擔起自己的行政開支和公共產品的提供, 因此地方經濟繁榮對它們具有生命攸關意義。從行政目標方面來看, 1978 年後, 中央對地方政府考核標準和衡量尺度發生轉變, 能否勝任調控經濟事務的職責已成為基層幹部政績考核的重要內容。在此背景下, 首先被強調的是幹部完成“任務”的能力, 即“行政能力”, 而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忠誠。由於這兩方面的變化, 現在的上級庇護人選擇培養物件主要出於兩種意圖。一是通過領導和下屬之間的協作, 把基層社群建設、經濟發展的成就, 納入上級的“思路”中, 成為地方政府的“政績”。二是上級通過被庇護的基層幹部和“典型”, 把自己的任務和設想下達給***村*** 基層,使政府的“現代化意圖”得以實施貫徹。
但是, 村莊共同體和上級政府的意圖是有差距的。上級希望這種“示範”作用是具有輻射性的, 希望任何來自上面的政策在這樣的“示範村”都能得到比其他村莊更順利的執行, 比如在徵地這樣的棘手問題上, 基層幹部能有一個“高姿態”, 以消化社群內部的不滿和社會成本。但是從鄉鎮到村這一級, 政策卻是被“選擇性”執行的。“社群情理”***注13***往往抗拒著外來的行政意志, 維護著村莊共同體的利益。這種“社群情理”在推進社群利益的同時, 劃定了“村政”的邊界, 在這個邊界內部, 每個人具有分享公共福利和公共產品的天然權利。“社群情理”還涉及社群內部利益的分配。圍繞著上級和村莊共同體之間和社群內部不同群體之間利益的分配和平衡, 村級公共權威和上級之間展開了既有反抗也有妥協的博弈和交易。
例如, 2003 年, BM 鎮按照上級的精神, 被納入新的“GH 鎮”。但是, 並村未能在KB 村成功。這就是社群利益與現行政策相牴觸時, 村莊新的公共權威拒絕妥協的結果。KB 村和鄰村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使得並村會損害富村的利益, 激化社群之間的矛盾。在這種背景下,KB 村保持了原來的行政區劃。正如村助理PF 所說: “沒有人要我們, 我們也不要別人。”***注14***
但是, 在和上級政策的交涉過程中, 村莊並不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整體。作為公共權威代表的村莊領導人和作為企業代言人的經營者, 必須為社群的利益、企業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在政策的執行上權衡利弊, 比較得失。由於上級庇護人和基層政權之間還有著下達行政命令和指導公共事業之外更為“豐富”的交往方式, 村莊共同體內部的利益分化也使得上級有可能插手村莊內部的事務, 使這種交易的過程變得更為微妙。RXX 作為GD K 經營的企業從體制內是能夠得到更多的好處, 但這同時也意味著GDK 必須承擔更多的社群責任。把GDK 放在企業主的角度來看, 他是在施恩於社群和村民, 而作為社群領導人, 他必須承擔就業、治安、勞保、養老、醫療等種種職責。這兩種角色的張力在拆房補償等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 這個問題一直拖了3 年, 直到2005 年村裡才在上級的督促下達成一個折衷的方案, 由村裡通過調解和估價進行適當的補償以鼓勵村民拆房。因此“典型”的營造, 一方面需要把個體利益交織在村莊共同體的利益中, 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村莊公共權威與上級的庇護關係之下創造一個在“王法”之下循“情理”自行其是的空間, 顯然, 在這樣的不同角色的對張和牽扯中, 體現上級政府意志的村莊行政權力就被分散了。
2. 分化幹部梯隊
營造“典型”的過程體現了村莊公共權威與上層行政部門之間的互動, 體現了村莊內部幹部培養體制的均衡。在農村, 國家意志和本土因素對幹部選拔的導向作用都很重要, 這不是一個單純對“效忠”的考查, 而是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注15***。
這些合力中首先包括村莊區位的影響, 這又往往跟家族的影響結合在一起。過去的YY 大隊下面, 分13 個生產隊三個片。如果片與片、隊與隊之間的幹部力量不均衡, 就會導致“不團結”。當時, GB Y就是出於這個原則挑選LB Y為代村長的。
因為每一個村***小組*** 裡面都有人家觀點不一樣的地方。……所以我考慮為了整體, 我書記在西片, 這個村長一定要在東片找。90 年我當書記以後, 馬上就發展了一大批黨員, 每個村,每個村民小組都有黨員。平衡, 平衡, 這個很重要的。*** GB Y2005.1.24 訪談***
其次是社群中的自我發展需要。社隊企業的發展, 長期以來構成了在農業勞動之外別無選擇的村民向上流動的重要渠道, 鄉鎮企業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為同級別的政府輸送幹部, 他們先在企業中得到歷練, 再進入仕途。
第三是社群發展集體經濟的需要。“集體經濟—公共權威”格局下, 企業的中層和村幹部的培養是一體的。在YMJ 當書記的這段時間裡, 提拔了許多辦廠的“能人”, 其中就包括後來的書記GB Y。YMJ 在搭建起集體經濟的框架以後, 就把QF 紡織總廠的控制權交給了GB Y。GB Y繼承了YMJ 的思路, 在企業中選拔、配置了大量管理人員。他們清楚地知道, 政治運動遲早會過去, 作為基層幹部, 他們首先要關心村集體的利益, 而集體企業提供了鍛鍊後備幹部的機會。
第四是精英對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路進行經營產生的影響。如GB Y 在QF 紡織總廠培養的門生故舊網路。通過這種人際網路的經營, 本土化與一體化的培養體系得到強化, 也使前後任幹部之間產生了一種“栽培”和“知遇”的非正式關係。
但從1990 年代起, 幹部梯隊培養的平衡機制漸漸被打破。首先, 村企合一的培養機制受到挑戰, 共生互惠的社群利益關係網路解體。集體經濟對各企業的控制弱化, 村莊內部利益分化加劇, 一度引發了財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其次, 過去一體化的黨員和村幹部培養體系被分化了。企業黨支部的建立打破了體制內精英對入黨機會的壟斷, 開闢了企業內部相對獨立的向上流動渠道, 意味著企業主政治地位的上升。GDK的“逼宮”就是這樣一種策略, 先借助黨組織權威,成立企業黨委, 把村企黨支部合為一體; 再建立獨立的村黨總支, 使企業完全擺脫村裡的組織關係。最後, 這種分化打破了村委會和黨支部之間的緊密聯絡。村委會的核心成員和黨支部的幹部在過去往往是同一套班子, 但是在經濟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 體制外精英也可能直接佔據黨支部的領導位置, 他們和普通村幹部之間的差異, 可用“文員派”和“實權派”來概括。
“文員派”是單純以村務為取向的村幹部群體,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執行上級的政策和在位“實權派”的施政意圖。“實權派”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特徵, 能夠在體制內外對村政施加重大的影響, GDK就屬於“在位”的一個實權派。而以LB Y為首的“辦事員”則稱自己為“給老闆打工的”。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帶派系色彩的鬥爭, 這樣, 不管哪一派實權人物在位, 他們都可以幹下去。因此, 對GDK來說, 實施其在村莊的權威, 最方便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沿用現任的村領導班子, 因為他們是村務的“知情人”。可以說, 實權派和文員派之間的分工就是, 前者為村莊事務提供經濟支援, 後者則是前者意圖具體的實施者。2004 年KB 村的村委會換屆選舉,再次證明了村委班子的超級穩定。《X 市日報》是這樣報道的:
11 月18 日, 是我市第七屆村委會換屆選舉日。……GH 鎮KB 村選舉會場設在村骨幹企業RYY有限公司大會議廳。……KB 村共有選民1412 名, 連同委託投票, 此次共收到選票1382張, 保持了很高的參選率。……當天上午, KB 村換屆選舉結果就統計了出來: LB Y 以1095 票連任村委會主任, GSL 以926 票連任副主任, 除新增一名委員外, 原有班子、成員全部入選新一屆村委會。***《X 市日報》2004.11.19***
但在“文員派”連任的穩定局面背後, 村企人事網路已經經歷了一個重新定位的過程。第一, 東西片之間和家族間的幹部分配不再保持嚴格的均衡狀態。這和經濟資源在其中所佔分量的上升有關。家庭和企業在新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取代了家族、生產隊在社會組織化和整合中所起的作用。第二, 年輕人不再以在村裡任職為理想的出路, 從政或從商都突破了原有村莊共同體人際網路的限制***注16***。第三, 村集體現在需要的不是“又紅又專”的全能型人才。由於集體經濟已經轉化為民營企業, 村委會只留下了處理日常村務的幹部。第四, 門生故舊組成的精英網路也漸漸弱化了, 村委會只是不同派系之間調節和協調的工具性角色。企業的支援對於村委會來說是重要的, 而村集體的庇護對企業來說不是必要的, 集體對企業只有一種“軟約束”能力。
在一個以家庭和企業網路為主體的社群中, 村莊公共權威建立在對社群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的控制上,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及意識形態上。在重新定位的村企人事網路中, 村委會漸漸縮小了其權威領域, 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村重要建設專案的輔助配套工作上, 把更多的體制內空間留給市場運作。僱傭關係等經濟聯絡, 可能與過去的基層管理體系重合, 也可能抵消和疏離舊有的權威格局, 因此, 新的精英網路既可能強化黨政方面的控制, 也可能取代過去的動員和組織方式。企業主一旦取得了體制內的位置, 就能夠利用其經濟實力對村政施加一種無形的控制。權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 強化了基層政權的無力感和社群精英的疏離感, 也削弱了村莊共同體以“謀生責任”為中心的整合。
3. 轉移謀生責任
2004 年, GDK試圖對RXX 公司的中層進行人事改革, 引起軒然大波, 許多中層管理人員在這場變故中離開了公司。企業主根據市場的情況和自身利益對企業經營狀況進行調整, 屬於企業內部的事務, 為何在社群內引起這麼大的反感和騷動呢?
在村民眼中, KB 公司人事關係調整, 不僅是企業內部事務。在GDK 擔任村支書後, 他實際上擔任著雙重角色。他既是村莊最高領導人又是企業主。政治精英和企業主在個人身上重合,彌補了集體經濟解體留下的空白, 重現和加強了以社群為本位的價值觀。GDK 及其企業的本土性要求他負擔起一種“謀生責任”。這種責任和村民期望與心態有關。這種依賴性心態表現為,只要基本的利益在集體中得到保障, 村民並無獨立創業的衝動, 呈現出一種“勞工化”的趨勢。好比說你這個年齡大了, 非要叫村裡安排什麼工作, 這個不可能。……這個村呢, 以前都是搞集體的, 現在我們講是圈養雞。農村裡面的雞, 給它吃就吃, 不給它吃就不吃。……所以你看起來我們這個村富, 其實老百姓並不富。你看這個村窮, 但是老百姓還富, 他們都是搞個體的。***XXB2005.1.24 訪談***
這種“靠集體”心態的第一個後果是, 當地企業往往具有很高的本土就業率。以RXX 為首的KB 集團吸收了大部分村裡的年輕人入廠就業, 還容納了鎮裡勞動力的60 %***注17***。RXX 也招收了許多外地工人, 對企業來說, 這些外來者更容易管理***注18***。大量外來勞動力使企業主可以在一個更純粹的牟利環境下經營企業, 但這種勞力替代往往引發村民不滿。“謀生責任”的延續性帶來的第二個後果是企業本土性和開放性之間的矛盾, 這也是改制後蘇南民營經濟的一個普遍問題。每一箇中層管理者背後, 都有一片以他為結點的人事網路, 大規模裁員也就是撼動了本村工人在企業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第三, 企業因“謀生責任”而被給予的期望, 還帶來勞動報酬、勞動強度方面糾紛。GB Y的合資企業因為招聘的大部分是本土勞動力, 加班時間少, 工資多而在村裡贏得好口碑。相形之下, RXX 的用工就苛刻得多。村裡仍然時常聽到這樣的抱怨:
RXX 的加班時間長, 規定又很嚴格。收入是一般的。紗廠的工人一年大概是六千。RXX 一年的工資大概有一萬, 但是每天超過8 小時, 週末經常要加班。訂單多, 忙的時候, 不能不加班。***LWM2004.6.22 訪談***
這種矛盾的形成, 是因村民期待GDK總是處於一個保護他們共同利益的位置上。但作為一個企業主, GDK首先以趨利為特徵。企業面對困境的自然反應, 就是壓縮生產能力, 施行更為嚴格的勞動用工制度。由於RXX 對於財政和就業的影響力, GDK 必須把市場波動對社群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內, 但大規模降價的衝擊, 企業很難保持一個穩定的產出和恆定的就業規模。
由於RXX 的產值從2002 年到2003 年下降了10 多個億, 企業的應對先是採取延長勞動時間和壓低加班費的做法, 之後又不得不做出裁員決定, 顯然這是積累已久的矛盾被觸發的結果。裁員意圖的受阻, 意味著村民和本地職工試圖抵制企業以市場為導向、放棄社群責任的行動, 也說明在村莊內部, 以個人自由決策權和經濟自主性來換取集體的庇護和福利這種邏輯依然有效。但是從長久的利益分化趨勢來看, 村民不可能通過高度組織化來有力地對抗裁員這種市場化機制。從另一方面來看, 在企業私有的背景下, 村企兩個公共權威領域的交叉可能導致企業主個人影響力的加強, 受僱於企業的村民, 會格外看重企業主給予的謀生機會, 而不是企業主作為社群精英應盡的責任。因此企業主一方權威的加強, 就能夠使村民變得更“務實”, 企業也能如其所願地把承擔“謀生責任”轉化為提供“謀生機會”。
儘管“謀生責任”已經褪色,“穩定”的責任依然是村莊公共權威必須承擔的底線。投資於公共和半公共的事業是GDK和GB Y這樣的村莊政治精英必須承擔的基本責任。蘇南農村的典型情況是, 單個的農戶家庭缺乏力量和動力去承擔公共開支, 而對於一個大企業來說村民的福利並不是一個難以承受的負擔。除了房屋建造上讓利於村民, GD K 還在養老、教育、交通等方面給村民以實惠, 這實際上是編織一張社會的“安全網”。村民除了能夠以極低的價格購得新村住宅, 還享受到了其他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 如養老金、購物券、一對一幫助等。
從“謀生責任”到“穩定責任”轉化, 既使村民失去了就業保障, 不能再全面依賴社群,但同時他們也保留了從當地經濟中獲益的基本權利和制度化渠道。隨著謀生責任轉移和分化為“謀生機會”和“穩定責任”, 對村莊事務的“大眾冷漠”彌散開來: 除少數精英外, 大部分村民政治參與程度低, 對村政和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在普通村民眼中, 改制新貴和幹部處於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上, 他們作為公共權威代言人利用私有化不斷擴大自己的經濟實力。因此當社群精英試圖利用某些政策和措施來強化自己的權威時, 往往會引起村民不安。但這種不滿常體現為村民的冷漠, 他們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找機會表露抱怨, 而不是公開站到政策和決議的對立面。
村莊的更名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把村名改為“KB”, 似乎暗示著KB 公司在村莊事務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村莊集體的象徵之一和一個龍頭企業的形象重合了, 給公共權威蒙上了更多的個人色彩。我們在調查中能夠隱約感受到村民有不滿, 但沒有看到有人公開和直率地表露這種不滿。另一個例子是村委會換屆選舉。2002 年開始在KB 村試行“直選”後, 選舉結果和過去沒有出現大的差別。村民說, 他們對選舉本身並不關心。雖然候選人共有100 多個, 但是大部分選票依然集中在舊精英身上, 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更有經驗的”。儘管官方和媒體宣傳了選舉的普遍性和積極性, 但是村民在心裡依然把它當作“過過場”。由於資源集中在某些精英的手中***比如GDK等人掌握著重要的就業機會, 還控制著村莊中許多利益的分配*** , 因此村民不得不關注表達對精英的不滿對自身和家庭的經濟利益可能會有的影響。
在經濟轉型完成後, 作為文員派的村幹部的角色地位是相對軟弱的, 其與上級政府和實權派經濟精英的關係也是複雜而微妙的。在過去, 社群領導人往往通過發展與上級的庇護關係,為本社群爭取資源和政策支援, 並憑藉“政治忠誠”的代言權培養本土的幹部梯隊, 組織村企人事網路和社群內的各種資源, 還可以運用社群情理的無形力量, 建立一套從謀生、養老、教育到安葬的龐大控制體系,
換取信任和支援。多重的動員方式與特殊的個人感召力和社群的共同利益相結合, 形成了以血緣、姻親、地緣/ 區位、社群情理、政治權威為表徵的多樣化動員組織方式, 從而也獲得了足夠的權威。如今, 在營造和維護村莊公共權威的過程中, 作為實力派的村莊精英則越來越多地使用了市場運作的方式***比如拆舊房給補貼*** , 以對抗集體的無力感、精英的疏離感和村民的冷漠感。在這種背景下,
村民以一種複雜的心理依附於權威, 又對立於權威。權力的分散和精英的分化, 使經濟精英即使成為實力派的村幹部, 也如同浮於水面的油,遊離於社群生活之外, 不可能與農民融為一體。在這種背景下, 由文員派組成的村委會就會經常處於上級領導和村民利益訴求的夾縫中, 受著各派實權人物的“夾板氣”。
五、從道義型共同體轉向利益型共同體——村莊公共權威蛻變的後果***代結論***
***一*** 道義型共同體的文化傳統和制度遺產
村莊公共權威的“私營化”雖然改變了基層共同體的權力格局, 卻依然深植於靠“蘇南模式”成長起來的“道義型共同體”這一鄉土背景中。這種背景包括文化性的和制度性的兩個方面。文化背景包括蘇南農村的生計傳統和社群情理, 也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等意識形態的影響。江蘇是“中華帝國晚期”最繁榮的地區之一, 村落有深厚的非農經營傳統。儘管經歷了以“集體化”為表徵的社會主義改造, 但實際上農民的“私心”還是很難根除的, 這也是以“五工隊”為名的手工業合作組織得以保留的原因。幹部的“不結怨”策略和農戶的半地下經營, 使副業技能和兼業傳統在代際得到傳遞。一旦國家對民營經濟的控制放鬆了, 這些農戶自然又會回到發家致富的道路上來。
除了生計傳統, 社群情理為“蘇南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益共生的村莊被預設為一個整體, “村籍”劃下了村民享有的各種福利的不容外人闖入的邊界, 同時也構成了領導者權威最牢固的基礎。以“村籍”為象徵, 形成了跨越不同階層、群體的彼此認同及社群整合,同時也使村莊成為一個利益主體, 使社會責任成為對基層政治精英的一種無形的期望。
如果說生計傳統和社群情理是蘇南模式內生的文化因素, 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則屬於外部的制度背景。在集體化運動中, 統購統銷等剛性的制度和稀缺資源的分配方式, 迫使農民不得不走上合作的道路。1980 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則使“村”成為集體經濟的基本單位和農村公共利益的基本單元, 承擔過去由“公社”與“大隊”負責的社會職能。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蘇南模式”, 就是以鄉鎮企業的繁榮和對集體財產的強控制為特徵的。
無論是文化傳統還是制度遺產, 都深刻影響到村莊公共權威現有性質和形態。企業私有化過程中, 企業主必須協調自己的利益和社群情理、政治傳統之間的關係, 避免利益衝突激化;在村委會和黨支部的決策和人事安排上, 村莊領導人也必須處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間的關係, 在趨向實用化同時對改革中受損一方進行補償。綜合蘇南地區這些文化和制度背景可以看出, 曾經作為基層生產共同體和市場共同體的村莊, 形成了一種“道義型共同體”。因此當權威基礎轉變為基於利益的交換時, 如果沒有一種“社會責任”維繫, 社群權力結構將是十分不穩定的。
***二*** 村莊公共權威“私營化”的合法化和安全閥
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特點是漸進式改革, 即增量改革, 這種改革不同於蘇聯和東歐的“休克療法”。漸進改革能夠降低轉型的社會成本, 減輕給社會成員帶來的震盪。在產權結構的轉型中, 儘管村內利益進一步分化, 公共權威的領域收縮, 村集體依然必須堅守維持“穩定”的底線。私有化和改革初期“總體性”資本的出現相結合, 共同導致了“比較利益”問題的凸顯, 因此, 集體經濟私有化及村莊公共權威“私營化”的過程必須具備相應的合法化機制。這是國內外對精英分化和流動研究未加重視的一個視角。
村莊公共權威“私營化”, 也是“道義型共同體”向“利益型共同體”過渡的一個過程。“道義型共同體”, 是在蘇南地區的特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 以社會關係和社會責任為紐帶形成的村莊模式, 村莊內部主要以“道義”和“社群情理”為導向, 既是基層的生活共同體, 也是生產共同體和市場共同體。“利益型共同體”, 是在經濟體制變革過程中, 村莊逐漸形成的主要以利益為導向的共同體形式, 其中, 村莊領導人基於自身的經濟實力, 佔有更大的個人化自由政治空間, 能夠順利推行其個人的施政理念。從這種過渡中可以看出, 如果沒有一個合法化的過程, 村莊共同體就很難在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中找到平衡。
首先, 這種合法化是私有化過程本身的要求。產權制度改革不僅是工業化和現代化本身的問題, 還與“效率”和“公平”文化定義相關。社群必須對這種產權關係進行定義, 而不是簡單地把它轉入私人手中。典型蘇南模式下, 集體對當地工業企業的支援難以被清晰衡量。以RXX 企業為例, 村民無從知道它的產權結構由來的每一個細節, 但他們仍認為GD K 應該對集體有所回饋。“內部人私有化”的普遍性更使資產從集體到經營者之間的轉移問題變得模糊。在外人看來, 產權轉移上沒有表現出一個明顯的斷裂, 村民把企業作為社群一部分的習慣想法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他們期待著這種責任和保障能持續下去。單純把企業從集體經濟裡分離出去, 不足以將產權改革“合法化”。過去的經營者, 也需要證明他們有資格接受這些集體企業。
第二, 經濟體制變革帶來了精英流動的變遷, 這也需要一個合法化過程。向市場經濟轉型對文化和制度發生的影響, 是因歷史條件和當地環境而異的。蘇南的集體經濟, 不僅是一種財源, 也是鍛鍊“後備幹部”的手段。它構成了一種向上流動的渠道, 那些被認為在非農經營方面具有才能的村民從“常規”的農業生產中解脫出來, 從而接近了村集體經濟和權力的核心。當地幹部選拔的另一種渠道則類似於解放後對積極分子的培養: 年輕人中的一部分被賦以政治上“進步”的標籤, 優先地進入黨員和村幹部序列。這兩種渠道在蘇南漸漸合而為一, 形成一種一體化的培養策略, 以同時推動鄉鎮企業的繁榮和集體福利的相應增長。隨著鄉鎮企業在1980 年代的極大發展, 蘇南模式的成就得到承認和肯定, 兩種精英群體之間的重合和交叉被進一步合理化。這種幹部培養序列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得到了擴充和修正, 但是市場轉型並沒有完全打亂這種選拔的序列, 延續性和斷裂是並存的。私有化為成為企業主的幹部提供了一種權威和權勢的基礎, 為他們的話語增加了“分量”,而新興經濟精英也可能被吸收進體制內部。
第三, 社群分化也需要合法化的機制。“內部人的私有化”意味著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資源重新調配, 社群中原有的個人影響力得到加強。私有化和精英的轉化強化了這種社群分化。村民中的10 %是“很富”的, 他們被估計有100 萬左右的存款。處於頂層的是那些企業主, 以及
RXX 等企業裡面的高階管理和技術人員。***注19*** 隨著收入差距的拉開和社群整合出現危機時, 必須維持和調整基層的利益均衡機制和管理體制, 穩定村莊公共權威。
KB 村在經濟體制變革和村莊公共權威“私營化”過程中採取的合法化手段主要有三種, 其背後還包括了更多的具體處理技巧。合法化手段之一, 是在改制的過程中留下一個“尾巴”, 在企業和村集體之間仍然保持某種制度上的關聯。村集體在RXX 的股份收入和管理費, 構成了近年來村委會的財政預算和公共建設基金。其他企業, 包括紗廠、精紡廠、砂洗廠、無紡廠和石灰廠, 按年則付給集體土地和廠房的租金。合法化手段之二, 是通過企業非制度性的捐獻和與村委會的合作推動支撐公共設施和社群規劃建設, 避免弱勢人群被進一步地邊緣化。通過“社會責任”的延續, 企業主換得村民的認可。合法化手段之三, 是利用改革後資源多元化發展的趨勢, 為村民創造自由活動空間和自由流動資源, 為人們提供謀生機會。在KB 村, GGZ 進入物業管理部門維修水管, LJM 負責園藝, 就是這樣的一種安排, 企業本身, 也提供了大量的就業職位。幹群關係與勞資關係的重合, 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控制手段。
這些手段是社會轉型的安全閥。它們強化和穩定了社會分層的現狀, 使村民對既存的不平等變得淡漠和不敏感。村集體和經營者之間的利益分配, 如果僅僅以法律上的重新界定得以實現, 儘管在制度上是完備和可接受的, 但是並不符合社群的價值觀和期望。在上升的資產者和“被剝奪者”之間的不平衡, 隱藏著潛在的不安, 基層政權必須採取合理化的手段來消弭這種失衡。正因為如此, 在道義基礎被經濟利益的結合取代的同時, 村集體必須也能夠創造出一種新的社群凝聚力, 為村莊公共權威“私營化”和社會變革提供一種“安全閥”的作用。
綜觀KB 村公共權威蛻變的過程, 我們確實看到了因公共權威的“私營化”導致的權力分散、精英分化和責任收縮。應該說發生在KB 村的這樣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蘇南農村由企業改制帶來的變化的一個縮影。然而, 還應該指出的是, 當把中國農村經濟和某一社會發展階段相對應時, 還要注意到社群認同的延續性, 因為在此基礎上可以形成社群整合的機制, 從而為公共權威的“私營化”提供情理上的基礎。因此, 從道義型共同體向利益型共同體的過渡不是絕對和完全的, 在以利益和市場運作為主導的新的村莊公共權威的實際運作中, “道義”和“社群情理”的調適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
總之, 在以不同規模、不同速度進行的市場化過程中, 由於各地條件不同, 市場轉型也導致了不同的社會政治後果。這種變化究其是一種緩衝性的過渡現象還是代表著一種長遠發展方向, 取決於當地基層精英和大眾的應對心態。畢竟, 就是在“模式”階段過後的反思階段, 所謂形成中的規則, 還仍是傳統習慣, 制度傳統和成文法本身不斷相互作用、討論和妥協的產物。由於改革的雙刃作用都還存在,
因此對於蘇南農村新出現的基層權威格局和經濟發展格局,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和長期觀察, 而不要輕易地把某一種發展道路和趨勢上升到“模式”的高度。
註釋：
* 公共權威, 主要指作為公共意志象徵的法律、政策、習俗等包含的權威。在中國, 公共權威主要體現為黨和政府的權威與意志, 這種權威與意志通過鄉村幹部的貫徹執行及農民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下出於維護自己利益考慮所做的有保留或無保留地接受而在農村基層一直延伸到數百萬計的村莊。
** 本文可說是一個歷時兩年的集體成果, 先後參與調查的還有: 趙力濤、王利平、蔣勤、盧雨霞、尤璞允、劉楠楠、龔博君、任強、彭廣舟與王大軍。程為敏與劉小京在討論中貢獻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
注1：本文談及的鄉鎮企業指在所有制形式上, 包括集體企業***包括集體獨資企業、集體控股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 和個體私有企業***包括合夥企業、個體企業、私有企業*** 在內屬於鄉鎮級或村級的企業。
注2：蘇南農村的公共權威所發生的變化其實有好幾種類型, 我們只在這裡討論“私營化”型別。在後面,讀者可以看到體制外因經濟戴帽而成為村莊主要幹部的原因是很複雜的, 也有一個相對長的過程。
注3：“自由政治空間”概念請參見楊善華在《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個分析框架》***《社會學研究》2000 年第3 期*** 中及龔博君在《蘇南農村政治精英的去農村化、老闆化及其倫理困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5 年本科畢業論文*** 中“個人化自由政治空間”定義。
注4：產權改革在社群中被認可和接受的機制, 主要指產權界定的常規程式***如法律程式*** 之外, 和產權轉移有關的個體和利益群體對這個過程在情理上的認同機制。
注5：精英和精英群體之間的聯絡部分來自植根於以“差序格局”***費孝通語*** 為特徵的非正式社會網路中的人際關係, 部分來自舊有的制度安排。
注6：被訪者包括當地從事經營活動的許多企業主或經營者, 他們提供了有關工業化和改制的情況和資料。對幹部***包括鎮、村幹部*** 的訪談側重於對村莊的整體印象和社群的詳情。和不同職業的村民之間的談話對村莊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描述起到了補充作用。不同被訪者和在不同時間的敘述不一致, 反映了個人立場和情境的獨特性。這些敘述的不一致, 是現實與解釋之間互相作用的結果, 因為這反映了特定個人/ 情境從不同立場出發的定義和解說。
注7：《BM 鎮志》, 第37 —38 頁。
注8：縣及縣以下的地理/ 行政單位***鎮、村*** 、企業和人物的原名隱去, 以漢語拼音字母代替。
注9：XXB200511124 訪談。
注10：《BM 鎮志》, 第197 頁。
注11：GBY2005.1.24 訪談。
注12：KB 村與其前身YY村獲得了很多榮譽稱號, 這裡從略。
注13：該定義請參見楊善華、沈崇麟《城鄉家庭——市場經濟與非農化背景下的變遷》,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第242 —243 頁。
注14：PF2004.6.21 訪談。
注15：楊善華:《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個分析框架》,《社會學研究》2000 年第3 期。
注16：ZH Y就告訴我們, 他想在C 市找個工作, 見ZH Y2005.1.25 訪談。
注17：DJ X2004.6.23 訪談。
注18：宿舍周圍有食堂、超市、銀行、郵局, 工人甚至“沒有必要”步出廠區大門。見DJ X2003.7.10 訪談。
注19：YMJ2004.6.23 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