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形式的辯證法
[拼音]：fangzhi
以地區為主，綜合記錄該地自然和社會方面有關歷史與現狀的著作。亦稱地誌或地方誌。另外，還有一些專載江河湖海、祠廟寺觀、名勝古蹟、水利交通的書籍，亦可歸入其內。方誌的傳統分類法屬於地理門。
中國的方誌，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大體而言：
（1）綜合全國情況的有總志和一統志。
（2）地區性方誌，省志，除常稱通志外，也有稱為總志、大志、全志、省圖經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隸州志和一般州志。縣誌，分縣誌、縣丞志等。廳志。鄉村鎮志，包括鎮志、鄉志、村志、場志、裡志、坊志等。鄉土志。其他有衛志、所志、司志、屯志、邊關志、鹽井志、鹽場志，以及介於省志和府志間的道志。
（3）專志，指山水禪林、寺廟、書院、遊覽勝蹟、人物、風土方面的志書。
方誌起源很早。《周禮·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說法。到了西漢和魏晉時期，“方誌”一詞已屢見不鮮。關於最早的方誌書，有人根據《周禮》所載，把早期的諸侯國史與後來的府州縣誌相類比，認為傳說中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以及魯國的《春秋》，已初具雛型。也有人認為方誌導源於古地理書，如《山海經》和《禹貢》，後世撰方誌者多仿效之。方誌和古地圖的關係也很密切，從兩漢到隋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圖經，可見到它們間的淵源關係。
方誌的形式和內容，是在時代的前進中逐步充實完善起來的。大體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方誌尚處於形成階段。當時，無論是體例內容，方誌皆屬地理書，其稱謂亦多為“地誌”、“地記”。其內容主要記敘地區的方域境界、山川物產、風俗民情。但也出現了一些專記物產、山水、道里、寺廟的專志。現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較完整內容的方誌書《越絕書》（相傳為東漢袁康所撰），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隋唐兩朝，“地記”日衰，“圖經”盛行，以“志”、“記”為名的方誌書也發展起來。所謂“圖經”，開始多以圖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經是圖的說明，是圖的附屬物。隋唐時期，“圖經”已以經為主，圖反成為輔了，更加接近於後來所說的方誌的性質。隋朝大業年間，朝廷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報尚書省。唐朝規定，州郡圖經每三年編造一次，後改為五年一次；若州縣有變，山河有改移者，不在其限。現存的《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成書於唐朝中期，可大致窺見隋唐圖經的內容。該書按地方政區四十鎮分列篇目，每鎮有圖（圖現已亡佚），下載府州縣戶口、沿革、山川、道里、貢賦等。後來在敦煌石窟發現的《沙州圖經》、《西州圖經》等多種，雖已殘缺不全，但亦可見其所載內容之廣泛。
宋代是中國方誌發展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時期。宋初編《太平寰宇記》，吸收前代“地誌”、“圖經”的經驗。編入姓氏、人物、風俗等門類，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詞雜事，使以記地為主的方誌成為史學的一個分支。至此方誌書始體例初備，自成一體。宋代的方誌，雖然流傳下來的不多，但據已知書目計算，約有六百多種，超過前面任何一代。其體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可為代表。全書分錄、圖、表、志、傳五類，每類又有細目，層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吳郡志》，將全書分成四十餘目，條理不紊。它們都對後來的修志者產生深遠影響。
元代的志書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書的《大元大一統誌》最為著名。全書一千三百卷，“於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蹟、人物、風俗、土產之類，網羅極為完備”。明代修《大明一統志》，曾以之作為根據。《大元大一統誌》已無全本，今可見者僅剩十數卷。
明代的方誌比較前朝又有發展，數量和種類都有增加。全國有一統志，各省普遍修總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縣亦各多次修志。此外還出現了像《延綏鎮志》、《山海關志》等邊關志，以及村鎮志等等。對於志書的性質，明人明確提出屬於史的範疇。同時還出現了以正史為體的編撰方式，視方誌為“資治”之書。明代的志書類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縣誌》一百二十四目，李希程的嘉靖《蘭陽縣誌》一百一十二目。但也有以簡略見長者，如弘治間康海修《武功縣誌》，共三卷七篇；韓邦清的正德《朝邑縣誌》，內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誌的全盛時期，不但種類全、數量多，在體例和內容方面也更加充實完備。一批著名的方誌學家直接從事修志實踐，並在輯佚舊志和在方誌學理論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清代修志，從順治年間起就連續不輟。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各代，因編纂或續修一統志，朝廷曾多次下詔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時還規定省府州縣等志書，每六十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廟以及園林勝蹟的專志也很多，還修關津志、鹽井志，鄉村鎮裡場坊市裡等志。自乾隆以後修志更加興盛，其中尤以江浙兩省為最著。清末，又新出現鄉土志。
清代志書的體例，除傳統的門目體、仿正史的紀傳體以外，乾嘉時，章學誠又別創新路。他編《湖北通志》，將全書分為“通志”、“掌故”、“文徵”和“叢談”幾大部，每部下又分細目，別具一格。嘉慶時，謝啟昆主修《廣西通志》，曾仔細比較歷代志書長短得失，舍蕪取精，手訂章目二十二篇，分別以典、表、略、錄、傳五大門類進行統率，被修志者奉為楷模。後來光緒時，繆荃孫等編《順天府志》，也注意體例的創新。
清代著名志書，通志有謝啟昆《廣西通志》、阮元《浙江通志》和《廣東通志》，李鴻章《畿輔通志》、曾國荃《山西通志》、袁大化《新疆大志》。府州縣誌有陸隴其《靈壽縣誌》、錢大昕《鄞縣誌》、余文儀《臺灣府志》、戴東原《汾州府志》、章學誠《永清縣誌》、洪亮吉《淳化縣誌》和《涇縣誌》、李兆洛《鳳臺縣志》、莫友芝《遵義府志》、李慈銘《紹興府志》、繆荃孫《順天府志》等。鎮村志中，江蘇甘泉縣邵伯鎮的《甘棠小志》、浙江吳興縣的《雙林鎮志》、山東陽谷縣的《張秋鎮志》和廣東南海縣的《佛山忠義鄉志》等，亦均稱佳制。還有一些私家撰述的名志，如師範的《滇系》、劉端臨的《揚州圖經》、劉楚禎的《寶應圖經》、許實華的《海州文獻錄》、吳汝綸的《深州風土記》，都為人們所稱頌。
與清代相比，民國時期方誌的編纂，規模要小得多，體例多數亦沿襲舊志。不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內容，如注意記載農工商業的生產情況，和人們的生活面貌，還增加了各種統計圖表等等。其中以陳訓正、馬瀛等纂修的《鄞縣通志》體例最為完備。
綜觀中國方誌發展的歷史，及其所反映的內容，大致具有如下特點：
（1）地方性。除全國性的總志和一統志外，無論是省志、或府、州、縣誌，以及各種專志，無不都是記載一定的地域，反映該地的特點。
（2）連續性。早在唐代，封建國家就規定，各州郡按時向朝廷編送圖經。到了明清以後，統治者更屢頒修志詔令，以將新情況、新資料不斷地補充到新修的志書中去。江蘇常熟縣，在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間，共修志七次，幾乎隔四十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十三次，每隔二十年修一次。其他志書的編修，雖不如常熟縣頻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二次。
（3）廣泛性。唐宋以後，每部方誌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內容:如地理門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門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門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門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門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蹟等等。在廣泛的歷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無法見到的資料。
（4）可靠性。由於地方誌多根據當地檔冊、譜牒、傳志、碑碣、筆記、信札等資料編寫，其原則一般是“述而不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資料的原始性。不少志書還搞了很多實地採訪，所謂“以一鄉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確而論說較詳”。顯示了“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的優越性，故其可靠性和真實性也較某些史籍更大些。
中國曆代編纂的方誌，雖然數量龐大，但因各種緣故，損毀流失的情況十分嚴重。據統計，元代前，留有書名而亡佚的方誌有兩千多種。明代方誌應不少於三千種，現存只千餘種。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志書（不包括山水祠廟等專志），約八千五百多種，其中清代最多，共六千多種，十萬餘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國時期，各約有千種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過幾十種。上述現存方誌，從地區考察，超過五百種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廣東、山西、湖南、陝西，各超過四百種；安徽、福建、湖北超過三百種；修志時間較晚的一些邊遠省區，如寧夏、青海、西藏、內蒙古等，也各有幾十種。志書的種類中，最多的是府州縣誌，有六千六百多種；以下是鄉土志五百餘種；鄉村鎮志三百多種；省志一百多種，等等。以上方誌書，除分藏國內各圖書館外，在國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於私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