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均衡論

[拼音]：Shen Kuo

中國宋代科學家、音樂學家。字存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據《宋史·沈括傳》記載，他“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沈括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他著有音樂專著《樂論》1卷、《樂器圖》1卷、《三樂譜》1卷、《樂律》 1卷，都已失傳。現存他晚年的重要著作《夢溪筆談》，其中關於音樂的論述，反映了他的音樂思想和在音樂學上的貢獻，在中國音樂史上有重要地位。

仁宗嘉祐六年（1061），《樂論》問世時，他曾說：“某嘗得古之樂說，習而通之，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聖人作樂之意，粗皆領略。”（《上歐陽參政書》，載《長興集》卷十九）嘉祐八年(1063)他考取進士，以後曾在京都（今河南開封）任職太常丞（主管禮樂的官職），神宗熙寧元年(1068)，奉命考訂郊禮沿革，主張儀禮從簡，重訂《南郊式》，為神宗所採納。在任鄜延路（今陝西延安一帶）經略安撫使（地方軍事統帥）期間，曾率軍在圁上（今陝西無定河）打敗西夏的軍隊，寫過軍歌數十首，《夢溪筆談》載有歌詞5首。

沈括在音樂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有如下幾個方面：

（1）對音樂聲學一般原理作了科學的解釋。關於發音體的振動與發音，他觀察到古樂鍾皆為扁鍾，後世（秦漢以後）多為圓鍾，二者形體不同，故振動與發音也不同：“古樂鍾皆扁，如盒瓦。……後人不知此意，悉為圓鍾。”沈括認為演奏圓鍾，節拍急促時，餘音相互干擾，便會“不成音律”、“清濁不辨”。他對聲音的共振現象也有所觀察和記述，他說：“琴瑟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即應少商”，“欲知其應者，先調絃令聲和，乃翦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弦亦震，此之謂正聲。”沈括稱可以應聲的共振現象為“正聲”，認為這是普通的物理現象。他首次提出了“聲學”的概念。沈括還認識到聲音普遍存在著泛音列。他將樂器所發的泛音也稱為“正聲”，認為這是自然規律，即“自然之節”。他說：“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然。”

（2）對古代宮調理論及有關工尺譜字作了論述和整理。沈括對宋代燕樂所用工尺譜字與傳統律名的對應關係，燕樂二十八調各調所用“殺聲”（終結音）提出了個人見解，並記載了與犯調理論有關的各種名詞，如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及寄殺、側殺、遞殺、順殺等。還對記譜符號敦、掣、住、折聲等與有關的涵義作了探討。

（3）對樂器考古、樂器製造、演奏技術以及樂曲史料作了有價值的記錄和評論，留下了數量甚多的生動而翔實的記載。此外，他還留意於音樂表演藝術與歌曲創作藝術的探討，例如“聲中無字、字中有聲”的演唱經驗；主張演奏者應該“哀樂成於心，然後宣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反對只是“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在創作方面，指出某些人按譜填詞時，不顧曲調所表現的情感而呆板地套用，批評這是“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沈括作為一位科學家，不肯因襲舊說，敢於破除迷信，重視科學實踐和調查研究。他在音樂聲學上有深入的探索和重要的發現；他在律學、宮調理論和音樂史實方面的記載和論述，對了解唐宋樂制的演變和音樂的發展有重要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