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龕摩崖造像

[拼音]：Sun Zhongshan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11.12）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翠享村。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幼名帝象；稍長名文，字德明，號日新。1886年改號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因名孫中山。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興起反帝反封建偉大革命鬥爭的歷史劇變時代，孫中山全心全意地為改造中國，振興中華，爭取祖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和富強，進行了百折不撓的鬥爭，建立了豐功偉績，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

生平和著作

孫中山的一生，經歷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他出身於農民家庭，幼年參加過農業勞動，讀私塾時受到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嚮往“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1878年到檀香山讀小學、中學，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1883～1884年間，先後入香港拔翠書室、皇仁書院學習。1885年受中法戰爭失敗的刺激，立志“傾覆清廷，建立民國”。1886年學醫於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次年轉入香港雅麗醫院附設西醫書院。此時，他努力學習自然科學知識和有關西方社會政治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對孫中山的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孫中山企圖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榜樣改造祖國，拯救同胞。1894年，他組織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揭起“振興中華”的大旗，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組織和發動武裝起義。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亡命歐美，在華僑中宣傳革命。1896年10月剛到倫敦即遭逮捕，脫險後，留居倫敦近一年，考察歐洲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風俗，博覽群書，並受到社會主義革命思潮的影響，比較其得失，初步形成民族、民權和民生的思想雛形。

1905年他在“革命風潮”的推動下，成立中國資產階級第一個革命政黨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並在《〈民報〉發刊詞》中明確主張“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奠定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這個綱領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但它是中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設想，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

1903～1908年，孫中山親自領導民主革命派同改良主義的保皇派展開大論戰，撰寫《敬告同鄉書》、《駁保皇報》、《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和《論懼革命召分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等著名論文，成為民主革命派的旗手。

為了實現革命三民主義，孫中山多次舉行革命武裝起義，經歷了多次的失敗，最終通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來的封建帝制，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建立了偉大歷史功績。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1859～1916）竊奪後，孫中山積極進行反袁鬥爭和護國運動，但迭遭失敗。1917～1919年，寫成鉅著《心理建設》，提出革命繼續向前發展的道路和戰略。其中《孫文學說》，對中國豐富的革命經驗和教訓從哲學上加以概括和總結，奠定了三民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但這時的孫中山從理論到實踐都還停留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範圍之內。

孫中山在彷徨苦悶中，遇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1918年夏他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1921年底，接受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他開始認識到：“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於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國民黨，並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以及《三民主義》著作中，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政治上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實現普遍平等的民權，經濟上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改善工人農民的生活。這種新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發展。新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同共產黨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孫中山此時在一些主要問題上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奠定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蓬勃發展。

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思想體系。但他敢於宣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敢於反抗帝國主義，堅決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陣線一邊。他鞠躬盡瘁為此奮鬥到最後一息。臨終時，他堅信和熱烈希望中華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在共同奮鬥中取得革命的勝利。

孫中山的著作，過去編集的有:《總理全集》、《中山全集》、《中山全著》、《中山叢書》、《國父全書》、《國父全集》等；1949年以後新編有《孫中山選集》、《孫中山全集》。《孫文學說》、《三民主義》、《軍人精神教育》、《知難行易》等是他的主要的哲學代表作。

進化哲學

孫中山在總結概括豐富的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吸收19世紀、20世紀初的自然科學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近代特色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學體系。

物質進化

孫中山以C.R.達爾文的進化論為自己哲學的基礎。他認為，世界是進化發展的，它經歷了“物質進化之時期”到“物種進化之時期”再到“人類進化之時期”的過程。物質進化時期，“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以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他把進化論和I.康德的原始星雲說結合起來，認為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萬物和人類都是由星雲進化而來的。他認為，繼康德星雲說之後，法國天文學家 P.-S.拉普拉斯、英國地質學家C.賴爾、法國生物學家 J.-B.de拉馬克都以他們的科學發現開進化論之先河。孫中山根據19世紀自然科學的革命，特別是鐳的發現，認為“前之所謂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原子者，更有原子以成之”，承認物質元素、原子可變可分。他接受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認為電與光、熱，“可互相變易”。他概括19世紀無機化學到有機化學的發展，指出“化學之技術，已能使無機體變為有機體”，從而論證生物有機體由無機體進化而來，“物質進化之時期”必然發展為“物種進化之時期”。

孫中山接受19世紀的細胞理論，認為整個動植物有機體的物種，以至於人類，都是由細胞進化而來的。他把細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稱之為“生元”。他認為，“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競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存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

他的生元說認為生元有知：“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對於這種理論，學術界一向評價不一。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的“生元”也就等於神祕的靈魂，從這裡滑向了二元論和唯心論，表現出“物活論”的傾向。另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明白地說細胞即“生元”，是一種“物”，而不是神祕的靈魂，問題在於他把物質高度發展的神經系統和人腦才具有的“知覺”、“思為”、“計劃”等屬性賦予了細胞本身，把細胞擬人化了，在他的唯物主義生元說中加進了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因素，但他基本上堅持了進化論和唯物主義路線，認為人類進化時期是物質進化時期的更高階段。

物質與精神

孫中山認為，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質，生物和人類都是由物質進化而來的。他從這一觀點出發，明確解釋了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問題。他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物質是“體”，精神是“用”。孫中山還進一步指出：“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非人類”，只有人類這種高度進化的物質之“體”，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從物質中產生就能“制馭”物質。他說：“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在論述國家問題時，他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關於孫中山對物質與精神的論述，也有人認為是反映了二元論思想。

知行學說

知行學說是孫中山哲學思想中最寶貴的部分。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右翼勢力和革命隊伍中的妥協動搖分子，把古文《尚書》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話作為他們反對和取消革命行動的根據，成為革命繼續前進的極大思想阻力。於是，孫中山力闢“知易行難”說，倡導“知難行易”，並進而廣泛論述知行問題。

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

這是孫中山知行學說的基本出發點。他認為，宇宙萬物及其進化都是人類認識“智”的範圍和物件。他還認為，宇宙萬物是可以被“明白瞭解”的，人具備能“明白瞭解”客觀事物的“聰明”之“智”。人的認識的“是非之別，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這“道”就是“社會進化的事實”。合道即是“是”，反之，則是“非”，表現了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特點。

“先行後知”

孫中山根據近代科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論證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是從“行”中得來的。他指出:“先行後知，進化之初級也;先知後行，進化之盛軌也。”人類獲得知識的過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過程。他把“行”提到認識論的突出地位，論證“行”是“人類之進化”的必要門徑。他說：“生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這裡所論的“行”，已經不只是個人修養和道德踐履，而觸及到了人類的生產活動、科學試驗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活動。他論述“先行後知”時曾說過，維新變法是國家大事，“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認為行是知的“先”決條件和出發點。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

孫中山說：“能實行便能知”，不去實行，只“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讀死記”，就不會有進步，就不會獲得真知和新知。他強調，求知的途徑是“要靠實地去考察”。“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先通過科學實驗、觀察，獲得知覺，然後由淺而深，由簡而繁，對知覺進行過細研究，形成判斷，循此前進，進行推理，就能發現事物的“理哲”，即規律，獲得科學的“真知特識”。

孫中山認為從“行”中獲得之“知”，還必須進而見之於“行”。他說：“能知必能行”，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人們掌握科學知識就“人事可以勝天”。他特別強調科學理論對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認為拒絕科學理論的指導，必然“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

孫中山在強調以“知”促進“行”的能動作用的同時，還明確提出，“實行”是試驗學理“真”與“假”的證明。他根據人類科學史證明，“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象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

孫中山認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是一個相生相長、不斷前進的進化過程。他說：“知”和“行”“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宇宙事物的進化沒有止境，因而人的知識的進步也永無止境。他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論證人類的認識史是“由無知識而進於有知識，脫離舊觀念，發生新觀念，脫離舊思想，發生新思想”的歷史。

歷史侷限

孫中山以知行觀為核心的認識論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其中還包含有不少辯證法因素。它在中國哲學史上是由古代唯物主義知行觀通向辯證唯物主義知行統一觀的重要環節。但由於時代和階級的侷限，孫中山沒有能夠解決行與知的唯物辯證的統一關係：

（1）他雖然把“行”提到認識論的突出地位，但他對“知”和“行”的理解是狹隘的、片面的。在階級社會裡，他脫離人的階級性和階級鬥爭去觀察人的知行問題，所以沒能超出舊認識論的範圍，達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2）他把人類的進化硬性地劃分為不知而行、行而後知和知而後行等三個時期，割裂了知行之間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3）他把人分為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不知不覺者三類，並由先知先覺者支配人類進化，從而陷入了唯心史觀。

（4）他的知難行易學說片面地強調了難易的對立，忽視了它們的統一。在強調科學真知的艱辛時，忽視了“行”的艱苦過程，即忽視了知行的難與易也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民生史觀

孫中山把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認為人類社會是由“物種進化”而來的。它本身又在不斷進化著，即由“洪荒時代”到“神權時代”，到“君權時代”，再到“民權時代”。這種用政治制度為標準劃分歷史時期的觀點是不科學的。但它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由低階向高階進化的過程，含有合理因素。孫中山因此論證了民權革命、民族革命是一個不可抗拒的世界進化潮流。認為只有通過革命手段實現立憲民主，才符合“進化之理”。社會歷史進化論被賦予了“革命”、“突駕”的內容。

他認為社會歷史進化的原動力不是英雄人物。他說：“華拿（即華盛頓、拿破倉）二人之於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動者”，“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者也”。孫中山這種群眾心理創造歷史的觀點，對於英雄智力創造歷史的觀點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他並沒認識到“群眾心理”的客觀動力。他認為，“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他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鬥爭問題，熱烈同情被剝削者，力圖從民眾經濟生活尋找歷史進化的動力，有進步意義。但他把動力歸結到抽象的人類“求生存”的“本性”和“慾望’，抹煞了慾望背後的社會物質條件，從而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

他從超階級的人類求生存的本性出發，認為抽象的“互助”是人類的“天性”，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以抽象的人性論為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作論證，把階級鬥爭看成違反社會發展常規的一種“病症”。這是錯誤的觀念和幻想。

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的經濟理論。他稱這種理論為“社會主義”。為了避免重蹈歐美的覆轍，使中國“預防”資本主義，他提出了避免貧富不均的“平均地權”的綱領。這個綱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民對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自由平等社會的渴望。但是，實際上並不能真正避免貧富不均，而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他的民生主義，以客觀的革命民主主義為真實核心。

倫理思想

孫中山的倫理思想是其三民主義思想在倫理道德上的運用。孫中山反對為帝國主義侵略作辯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接受和修正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Π.A.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用以解釋道德的本原和作用。他提出“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認為人類為了求生存，就得互助，這是人類“天性所趨”，道德是這種“天性”的表現，其作用在於使人類“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消除競爭，擴大互助，促進社會的進化。他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為武器，揭露封建君主專制及其綱常名教是為了“堵塞人民之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把人民“降為牛馬”。他指出三民主義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唯有自由、平等、博愛才是“人類之福音”，並要求建立一個以此為普遍原則和一貫精神的社會。他還提出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中國固有道德”的主張。在人生觀上，孫中山強調信仰和立志在人生中的意義，認為革命者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努力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必須不怕困難，百折不回，具有犧牲精神，把“真理和名譽”看得“比死還要貴重”。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人格高尚，生活得有價值；自私自利、損人利已的人格“非常卑劣”。他還提出了“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

孫中山的倫理思想，充滿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精神，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倫理思想的集中表現。但它沒有徹底擺脫封建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孫中山哲學的基本性質與歷史地位

關於孫中山哲學的性質，中國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孫中山的哲學是唯心論或二元論；有的則認為是唯物論。在唯物論的觀點中，又有“唯物的進化論”和“進化的唯物論”兩種評價。

80年代以來研究的成果表明，更多的人趨向於認為孫中山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看法，認為這種哲學不但超出了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18世紀機械唯物論的侷限。他提出的民生史觀，雖然屬於唯心史觀，但其中包含有歷史進化論和關注民眾生活等積極的合理的因素。孫中山哲學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哲學的集中代表，在中國近代哲學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見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