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社
[拼音]：Jin
3世紀60年代至5世紀20年代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王朝。魏鹹熙二年(265)十二月，晉王司馬炎（即晉武帝司馬炎）奪取政權，建立晉朝，先都洛陽，後遷長安，歷四帝。建興四年(316)為匈奴劉氏所滅，史稱西晉。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馬睿（即晉元帝司馬睿）在江南即晉王位，都於建康，歷十一帝。元熙二年(420)，為宋武帝劉裕所滅，史稱東晉。
西晉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吳，統一南北，全國計有司、冀、兗、豫、荊、徐、青、揚、幽、平、並、雍、涼、秦、樑、益、寧、交、廣十九個州，一百七十三個郡、國，二百四十餘萬戶。
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後採取寬和節儉的方針，繼續推行廢止典農官的政策，把曹魏以來的屯田民編入郡縣為自耕小農，從而增加了納稅人口。全國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歸於一律，有利於政令的統一和中央集權的統治。對於吳蜀故地，採取了一些區別對待的措施，加以安撫。同時也注意防範，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駐守，把吳人向北遷徙。吳蜀人士在朝廷的仕進，無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於東吳高門的顧榮和陸機、陸雲兄弟，雖有“三俊”之稱，平吳後到洛陽，只被任命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濤、羊祜為首的和賈充、荀勗為首的兩派政治勢力。但晉武帝“寬而能斷”，在重大問題上擇善而從，平吳以統一全國的決策，就是力排賈充等反對意見，堅決採納羊祜、張華等人的主張而制定的。
晉武帝立白痴的惠帝為太子，又為他娶了凶狠狡詐的賈南風（賈充之女）為妃。平吳以後，武帝不再兢兢業業，卻奢侈放縱起來。他死後，元康元年(291)，賈后聯合楚王瑋先後殺死輔政的楊駿（惠帝繼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著又消滅楚王瑋。賈后專擅朝政，任用裴、張華，維持了短暫平穩的政局。但延綿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也從此開始。趙王倫殺賈后，廢惠帝自立。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聯合起兵，殺趙王倫。諸王為爭奪中央權力，內訌不已。以後加入混戰的，還有長沙王乂、東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東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劉曜攻陷洛陽，懷帝被俘至平陽（今山西臨汾西）。五年後，即位於長安的愍帝投降於漢。
西晉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多沿襲曹魏舊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於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而東晉南朝門閥士族的興盛，人身依附關係的加強，方鎮勢力的強大，這些影響以至削弱中央集權統治的因素，這時也開始出現。
中央最高官職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書省長官有令、僕射，執行皇帝詔命，統領百官，處理政務。令以外有時設總錄一人，或錄尚書六條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於尚書令，後者地位與尚書令大致相當。尚書左丞掌監察省內及群官。太康年間(280～289)尚書省所屬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員的吏曹，在諸曹中最為重要。中書省的監、令掌起草詔令。侍中（一般四人）侍從皇帝左右，以備顧問，兼司諒諍和評議。尚書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駁。西晉時，尚書令一般地位在中書監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賈后執政期間詔令多出中書，不經尚書省。還有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掌糾彈不法，廷尉掌斷刑獄。西晉用人途徑，除開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屬和刺史舉秀才，太守察孝廉外（見察舉），仍襲用九品中正制以選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評定者家世的封爵與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選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強，吏部選用任命之前，又須經司徒府核實九品的評定，這些都是朝廷為了集中用人權力，以加強控制。
法制方面，西晉改變了秦漢以來律令不分的狀況，把屬於行政規章制度的條文獨立為令，為後代所沿襲。晉律篇目體系比較完備，而條文大為減少（六百二十條）。某些律條的規定，起了緩和階級矛盾與緩和統治階級內部不滿的作用，鞏固了中央政權。
西晉規定，高官顯爵者各按官品高下佔有田地。第一品多達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五頃，九品亦可佔有十頃（見佔田課田制）。後漢、三國以來，大族佔有處於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晉則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以法令形式承認私家依附農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廕親族，多者蔭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稅徭役負擔。為了耕種所佔田地，還允許他們庇廕勞動人手，作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佔有佃客不超過五十（疑當作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九品一戶。雖然法令規定免除國家租稅、徭役的戶數，寓限制之意，但在佔有大量田地情況下，高官顯爵者必須擁有更多超過法令規定的從事勞動的依附人口。對於一些高官，朝廷賜給菜田、廚田，同時賜給附著于田地從事耕種和其他勞役的田騶與廚士。地方政府與官吏，從朝廷獲得公田與祿田。西晉滅亡七八十年後，北方鮮卑慕容氏統治下的南燕存在著“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晉承認私家依附農民的惡性發展。在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礎上，後漢、曹魏以來世代高官而且世襲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據有特殊優越地位，形成門閥士族。
西晉本著古代一夫一婦耕田百畝的遺意，承認男子佔有田地的限額為七十畝，女子三十畝。課租不問每戶佔田多少，按一丁交納租谷。丁男五十畝，收租四斛。即課田每畝定額交租八升，改變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納租的方式。同時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戶交納實物，稱為調。戶依資財貧富分為九等，調按戶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額，大致每戶年納絹三匹，綿三斤，稱為九品混通之制。這種田租、戶調的名稱與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晉時，世代為兵的士家（兵家）繼續存在，同時也實行募兵，並徵發良人來補充兵源。中央直轄一些精銳部隊，稱為中軍，宿衛宮殿和首都，分別由領軍、護軍、左衛、右衛、驍騎、遊擊等六將軍統領。中軍被派遣到地方駐屯或作戰，則稱為外軍（一說外軍是洛陽城外諸軍）。領軍、護軍將軍還主管武官的選拔任用。西晉初，刺史加將軍號，統領州郡兵。平吳以後，刺史專理民事。另有都督（資歷稍淺者稱監或督）某州或某幾州諸軍事，大都由諸王擔任，駐守軍事要地，統領州郡軍隊。他們有處死部下的權力，依使持節、持節、假節三級稱號而範圍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屬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專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晉末開始例行兼領治所所在的刺史職務。西晉分封宗室為王，封國內民戶的租調，三分食一。東晉渡江以後九分食一。諸王主要職責在於分駐軍事重鎮。西晉初年所封諸王，其封國大都即在都督區內。八王之亂後期的主要人物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是統領重兵坐鎮許昌、鄴、長安和下邳的都督，這時封國所在已經和都督區沒有關係。
封建統治階級互相混戰造成的災難，迅速激化了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帶有階級矛盾的因素，也加劇起來。統治階級無法緩和各種矛盾，導致了西晉王朝的滅亡。
惠帝時，人為禍患之外，加以疾疫饑饉等天災，百姓背井離鄉，流離失所。各地方的統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們還鄉，甚至濫加殘害。如荊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於長江，各地流民不斷反抗，先後有太安二年(303)張昌於安陸（今湖北雲夢）、光熙元年(306)劉伯根、王彌於東萊（今山東掖縣）、永嘉四年(310)王如於宛（今河南南陽）、五年杜弢於長沙發動起義。鬥爭的時間雖不長，但都不同程度地打擊了司馬氏的統治。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一度多為張昌起義軍所佔據(見張昌、石冰起義)。但顛覆西晉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鮮卑這“五胡”中的匈奴與羯，“五胡”或加巴賨（cong）人稱為“六夷”（見十六國）。
西晉時北方、東北和西北，尤其幷州和關中一帶居住著很多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江統曾說“西北諸郡皆為戎居”，關中百餘萬口，“戎狄居半”。平吳以前，涼州鮮卑族人禿髮樹機能起兵反晉，不少羌胡人民參加（270～279年）。惠帝時，氐人齊萬年在關中起兵（296～299年），“秦、雍、氐、羌悉反”，郭欽、江統都主張“徙戎”，即把與漢族雜居內地的少數民族集體遷徙到邊遠之地。他們預見到被壓迫的廣大少數民族對晉王朝統治的威脅，但建議都未見實行。備受民族和階級雙重壓迫的各少數民族，相繼起而反抗。惠帝永興元年(304)，率領流民由西北進入益州的賨（cong）人李雄在成都稱成都王，匈奴五部與雜胡的首領左賢王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北）稱漢王，這是少數民族最初建立的兩個政權。愍帝降於漢，西晉亡。以後其他少數民族相繼崛起，漢族統治者張氏、李氏也先後在涼州據地自保，形成十六國局面。
東晉
西晉覆亡後，各少數民族競相建立政權，戰爭不已。中原的漢族人士不願受胡族統治，紛紛南遷。西晉時，北方諸州人口約七百餘萬。而永嘉之亂（見劉聰）後幾次大批南渡的達九十萬人，約佔八分之一。東晉和南朝境內人民，大約土著佔六分之五，北來僑人佔六分之一。司馬睿與封國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鎮南方要地，以預謀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馬睿已出鎮建業（後改名建康，今江蘇南京）。長安陷後，建武元年(317)睿稱晉王，次年即帝位。
西晉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靜。司馬睿來之前，有石冰、封雲領導的揚州、徐州農民起義。出身於倉部令史的廬江陳敏，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機，招誘吳地士族，企圖在江東割據自立。以後吳興錢圖謀推翻司馬睿和揚州刺史王敦，在廣陵起兵。這三次性質不同的事件中，孫吳以來的世族義興周玘率領鄉里私兵，支援了司馬睿。江南大族到東晉初年還擁有相當強大的武裝實力，為司馬氏政權的南遷掃除了障礙。
東晉政權優遇南來的北人，在他們聚居的地方設立所謂僑州、僑郡、僑縣。僑州郡縣沿用北方原籍的舊名，但隸屬關係極其錯綜複雜。有的僑州下只領僑郡、僑縣，也有僑州下既領僑郡、僑縣，也領實郡、實縣。有的僑郡、僑縣又隸屬實州。實郡也有時領僑縣，僑郡往往也領實縣。有的僑郡縣由於是高門大族的原籍，由僑郡縣改為領有實土的郡縣，而更多的僑郡縣因不具備此條件，只有等待土斷，以備領有實土。
僑州郡縣人民不屬當地編戶，豁免租賦、徭役，並另立白籍，以區別於土著的黃籍。僑人中的下層多投附世家大族，成為受其蔭庇的戶口。其上層亦即門閥士族，如琅邪王氏、穎川庾氏、陳郡謝氏、譙國桓氏等，都是司馬氏政權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要職。此外，如祖逖、郗鑑、劉遐、蘇峻等士族中地位較低的家族，則先在胡族統治的北方立堡塢自固，聚集宗族鄉黨數百以至上千家，然後率領這些流民南來，歸附東晉。他們的武裝成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鑑等少數人外，流民領袖多未能與司馬氏合作到底。江南廣大土著人民是東晉王朝財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來源，負擔沉重。但東晉初年南方與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內部階級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東晉政權建立八十年之後，才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孫吳時大族的上層人物，對於司馬氏被迫南來所建政權，起初並不竭誠擁護。如陸玩目王導為傖（南人對北人的蔑稱），拒絕與王氏通婚。晉元帝對於江南士族中政治、社會影響較大的人，如顧榮、賀循、紀瞻、陸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籠絡。元帝由於自己不掌握強大兵力，對於擁有武裝力量的南方豪強，暫時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玘平錢，甘卓破周馥，紀瞻御石氏。鎮壓杜弢起義也靠的是南土寒庶陶侃。來自北方的統治階級對南人終有顧慮，在攫取田產方面，僑姓大族渡江後，避開江南大族的田園聚集之地，王氏、謝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內地會稽、臨海一帶廣佔土地與山澤。政治上對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後反被王敦從荊州遷官廣州。元帝對義興周氏心懷疑憚，以致周玘憂忿而死。沈充、錢鳳之慫恿王敦起兵反司馬氏，陶侃對庾亮積怨之深，都反映統治階級中僑人士族的壓倒地位和僑人、南人之間的矛盾。
晉元帝初年，有揚、江、荊、湘、交、廣、寧、樑、益、徐、豫十一個實州，領九十六實郡，同時開始置立僑郡、僑縣。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揚、江、荊、湘、交、廣、寧、豫、徐九個實州，幽、燕、冀、青、並、雍、秦、樑、益九個僑州，領實郡八十四，僑郡四十餘。東晉時僑州不冠南字，劉宋時僑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兗。東晉疆土縮小，而州郡之數遠遠超過西晉。刺史本人或所帶將軍府的長史、司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割槽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數州以及某幾州中的數郡軍事，都督鎮守之地常依形勢變化而有改動。東晉仕宦途徑大體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舉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選拔官吏。但這時已非西晉那樣一統局面，元帝自稱“寄人國土”，因而中央官制雖沿自西晉，而頗加簡化，以求事權統一、行事簡便。如光祿勳等九卿或省或並，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罷。魏晉以來尚書與中書、門下職責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約作用，而東晉的錄尚書及尚書令有時兼中書監、令，尚書僕射有時兼門下、中書官職，但仍以尚書之職位為主。單任中書令者，多優遊無事，以文采、經義見重。揚州是政治、經濟、軍事重心所在，中央政府首腦錄尚書或尚書令，往往兼都督中外軍事或數州軍事、揚州刺史或丹陽尹等京畿地方長官，以控制實權。所以東晉大權集中於宰相，與西晉的皇帝集權，尚書、中書、門下並立，互相牽制的形勢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變西晉課田五十畝收租四斛辦法，大率每畝稅米三升。戶調可能仍沿西晉每戶絹三匹、綿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廢除度田收租制，以口為物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八年，又增稅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晉時賦稅為重。東晉的徭役也極為繁重，孝武帝時“殆無三日休停”。東晉戶口應不少於東吳時（五十二萬戶，二百三十萬口），而桓溫上疏說當時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後漢最大之南陽郡有五十二萬戶、二百四十萬口）。這主要是由於依附人口太多，東晉規定給客制度，品官可以庇廕流民為佃客，第一、二品官蔭佔佃客四十戶，三品三十五戶，四品三十戶，五品二十五戶，六品二十戶，七品十五戶，八品十戶，九品五戶。政府所承認的蔭佔佃客數字，各品官都比西晉增多。他們的戶口附於主人的戶籍，實際上，官僚貴族所蔭庇的佃客，還遠不止於規定的數字。他們不負擔國家的租稅徭役，但須把收穫的一半交給主人。佃客之外，還有稱為典計、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此時，世代當兵的兵戶依然存在，同時也以逃亡農民、罪犯及其家屬、被俘少數民族、豁免的奴隸等色人為兵。招募的軍隊也佔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勁勇組成的。
東晉疆域狹窄，貴族官僚大量佔山固澤。世家大族大量庇廕人口，未入私門的僑人流民，又不編戶貫，影響政府的財源與兵源。成帝咸和時(326～334)已開始實行土斷，即把僑人從白籍移入黃籍，成為所居地方的正式編戶，納稅服役。在實行土斷的同時，必然也搜檢官僚貴族隱匿的戶口。桓溫、劉裕執政時期，兩次大規模實行土斷，收到“財阜國豐”和開拓兵源的效果，有利於鞏固偏安江南的政權。
東晉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層與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等錯綜複雜的矛盾。當時流行的“王與馬，共天下”說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穩的司馬氏政權，也反映了東晉一代皇室與僑姓大族不斷的鬥爭。王導執政，以寬和著稱，其目的除結好南人，鞏固司馬氏地位外，也為維護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對王敦和簡文帝對桓溫，都曾有過“請避賢路”的表示，為封建社會中的君臣關係所罕見。“君弱臣強”的局面，是司馬氏與以王氏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結果。
王敦擔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擁重兵鎮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惡王敦，任用劉隗、刁協與之相抗。劉、刁維護皇室威權，“崇上抑下”，如大批徵調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滿。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問罪於劉隗、刁協為名，起兵攻下建康，殺死刁協等。又從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牧，內外大權集於一身。兩年後，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為元帥，率軍進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雖被遣責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卻未受任何影響。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執政。北宋來的流民首領蘇峻、祖約都擁有重兵，分別駐在歷陽（今安徽和縣）和壽春。他們不滿於大族庾亮、卞壺等人的排擠，咸和二年(327)，起兵進攻建康。江州刺史溫嶠乞援於荊州刺史陶侃，聯合擊敗蘇峻（見蘇峻、祖約之亂）。陶侃死後，庾亮代為江、荊、豫三州刺史，既擁強兵據上游，又執朝廷大權。他代表皇室利益，與王導產生矛盾。但在衝突表面化之前，王導、庾亮相繼去世。
桓溫繼庾氏之後據有荊楚，又領揚州牧，也集內外大權於一身，企圖奪取司馬氏政權。桓溫先廢司馬奕為海西公，立簡文帝，實則企望其讓位於己。穆帝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溫，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溫殺害，桓溫病中要求朝廷賜他“九錫”，以為禪讓的前奏。由於謝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溫不及待而死。謝安輔政，侄兒謝玄在肥水之戰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會稽王司馬道子排斥謝氏。東晉前期，政權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戰後，轉入孝武帝及司馬道子之手。戰後兩年，謝安被迫避往廣陵，不久死去。戰後四年，謝玄又從坐鎮的邊境要地彭城被調移內地任會稽內史。以後桓溫的幼子桓玄又以荊州為據點，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父子，總攬朝權。元興二年(403)，桓玄稱帝，國號為楚。劉裕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伐，桓玄退歸江陵，失敗被殺。
東晉政權所受外部威脅，主要來自黃河流域的胡族和長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勢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敵愾，要求驅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為代表。祖逖從淮水流域進抵黃河沿岸，聯絡保據塢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謀劃恢復中原，經營達八年(313～321)之久。當時北方匈奴劉氏與胡羯石氏相爭，形勢有利於東晉。但元帝無意北伐，對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援，加以皇室與王敦矛盾尖銳，祖逖備遭掣肘，壯志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脅江南，後趙建國，據有幽、冀、並諸州後，軍事優勢更為顯著。庾亮、庾翼雖先後擬議北伐，由於力量對比懸殊，都未實現。石虎死後，河北大亂，西晉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歸附東晉。褚裒北伐，先鋒達到彭城，戰敗退回。以後北方前燕與前秦東西並立，殷浩北伐也屢次失敗。
永和十年(354)桓溫伐前秦，深入敵境，但未乘勝奪取長安，只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兩年以後，又伐前燕，奪取了洛陽，但不久復歸於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達距前燕首都鄴不遠的枋頭，未再前進，退敗於襄邑（今河南睢縣）。桓溫晚年借北伐以樹立威名，謀求禪讓，但未成功。前秦苻堅吞併前燕(370年)後，屢次南向出兵，意圖統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堅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威脅江南，謝玄率北府兵以寡敵眾，肥水一戰秦軍大敗。乘前秦衰弱，後秦姚氏佔有關中，後燕慕容氏立國河北，東晉雖暫時解除了大軍壓境的威脅，並未能在北伐事業上有所進展。
義熙六年(410)劉裕滅南燕，此後青、兗等州歸屬東晉、劉宋五十餘年。十三年，滅後秦。由於關中懸遠，東晉很難從江南遙控，劉裕又忙於南歸奪取政權，無意進一步恢復中原，一度收復的長安與洛陽，隨即為赫連夏與北魏所得，終東晉之世，未能長期恢復西晉的兩京。
江南政權穩固與否，和長江上游益州的歸屬很有關係。成漢李氏據蜀三十年，永和三年(347)桓溫西征滅之，有利於鞏固東晉政權。二十六年以後，益州又被前秦佔領，肥水戰後才復歸東晉。到義熙元年，譙縱據益州，又從東晉分裂出去。劉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敗還。及至九年，劉裕西征，滅譙氏，從此益州再歸東晉統治。東晉百年間，益州不受其統治的期間達五十年。只是由於佔有益州的勢力既未與北方密切聯合，不具備能順流東下、吞併江南的實力，東晉政權才得免除來自益州上游的後顧之憂。
隆安三年(399)爆發了孫恩、盧循起義，鬥爭持續近十二年，司馬氏政權受到沉重打擊。孫恩死後，桓玄起兵稱帝。劉裕對內鎮壓孫恩、盧循起義，討平桓玄，對外北伐滅南燕，西征平譙縱，江南政權擺脫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脅，得到穩定。滅後秦之後， 420年劉裕取代了東晉。
兩晉的文化
兩晉一百五十年間，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有幾個方面出現了以前歷史時期未曾有過的貢獻。
西漢繁瑣章句和東漢讖緯迷信的經學，這時已經衰落，但儒家經典的研究並未中斷。西晉流行鄭玄注，東晉流行王肅注。後代傳習的《左傳》》杜預集解、《穀梁傳》範寧集解和《爾雅》郭璞注，都出於晉人之手。晉代史學頗為發達，晉人所撰古代和當代史的書很多。西晉陳壽的《三國志》、東晉幹寶的《晉紀》、孫盛的《晉陽秋》、常璩的《華陽國志》，都為當時和後代所推重。荀勗(?～284)繼承劉向以來的圖書目錄之學，改變圖書七種分類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經、史、子、集四大類。千餘年來，這種分類法未全廢棄。史部著作從經書獨立出來，自成一類，也自晉代始。由於門閥士族的興盛，重視世系譜牒，西晉摯虞曾撰《族姓昭穆記》，東晉賈弼始創譜學，齊樑時人繼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寧五年(279)汲冢發現竹簡所寫古籍，有《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為千餘年後發現秦漢竹木簡及敦煌、吐魯番古寫本的先聲。裴秀繪製《禹貢地域圖》，定出製圖的六條原則，成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國繪製地圖的基本方法。
曹魏時興起的玄學，在西晉仍然是盛行的顯學。它以老莊思想為骨架，討論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有關天地萬物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據的問題，是研究遠離“世務”和“事物”的哲學本體論。西晉談玄學知名的有裴（267～300）、郭象(252～312)，東晉有張湛。玄學是先秦兩漢哲學發展的結果，提出了新的討論物件、概念、範疇、方法，形成一種思辨性較強的哲學。對於中國哲學的發展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積極作用。
西晉在文學方面也有其獨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晉人的詩文多重詞藻雕飾及寫作技巧，但也出現了左思、劉琨這樣的作家。左思以詠史詩形式抒發懷抱，表達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詩風雄健高遠，超越前人。劉琨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身處鬥爭前沿，寫下不少悲涼慷慨的詩歌。西晉以文學知名的，還有陸機(261～303)與潘岳(247～300)，他們的作品都以藝術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勝。但陸機有《文賦》討論文學內容與形式、創新與承襲等關係，聲律的作用，文體的分類，等等。摯虞有《文章流別集》及《文章流別志論》，實即包含作品選、作者略歷及各種文體的評論，惜其書失傳。陸、摯兩家著作的出現，標誌著西晉時文學和史學一樣，獨立於經學之外，開始成為系統研究的物件。陸、摯兩家的書，是《文心雕龍》與《文選》的先驅。由於玄學影響，東晉詩歌作品多理過其詞，淡乎寡味，但也出現了陶淵明(365～427)這樣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的詩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關於農事的歌詠、景物的描寫、遺世獨立的藝術風貌，都對後代詩人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佛教來自印度及中亞，到晉代仍不斷有僧人西行求法。東晉末法顯赴天竺，歷盡艱險，劉宋禪代後始歸，攜來當時急需的律藏。西晉佛教的發展，在外國僧人譯經事業以外，中國僧人的貢獻漸多。道安(312～385)在襄陽編定的《綜理眾經目錄》成書於東晉寧康二年(374)，為中土第一部佛經總目。不僅標列歲月，還評論譯筆，對後漢以來傳譯的佛經起了總結作用。道安還制定僧徒戒規，組織僧人四出傳教。在佛教教義與佛教哲學方面，慧遠(334～416)宣傳因果報應，以為輪迴轉生是人生最大痛苦，應當信佛修持，超出輪迴，求永遠解脫。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論》，主張萬物無真實性，但並非不存在，萬物皆虛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張頓悟，以為真理玄妙一體，不可分割，因此悟證真理只能頓悟而成佛。西晉時天師道流行，為王謝等高門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的《抱朴子》內外篇，內篇論述神仙方藥、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外篇則主要為儒家和刑名家觀點的政論。
葛洪還著有《肘後卒急方》，講述各科病症的治法與藥方，對結核性傳染病和天花已有記載和認識。王叔和的《脈經》總結西晉以前脈學經驗，是現存最早脈學專著。皇甫謐(215～282)撰《鍼灸甲乙經》，是中國鍼灸學的重要著作，流傳到朝鮮、日本等國。繪畫方面，人物畫像仍是流行題材，晉宋之際才出現山水畫。著名畫家顧愷之強調人像畫傳神之處全在目睛，指出了繪畫技法要領(見彩圖)。
書法自後漢以來被作為藝術來欣賞，晉代索靖(244～303)、衛夫人(272～349)和王羲之、獻之父子有關書法的理論和筆法，都為後代所重視，影響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