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

[拼音]：Liuzutanjing

中國佛教禪宗典籍。亦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簡稱《壇經》。禪宗六祖惠能說，弟子法海集錄。《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有“大遼皇帝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被焚”等語，似宋遼時期此書已入經錄。現有明清諸藏本、房山石經本及流通本等。1976年日本影印《六祖壇經諸本整合》，彙集各種版本《壇經》十一種。

版本

大致可分五種型別。

（1）敦煌手抄本。不分品目，題作“《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經尾題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一般以此本為最古。後稱此本為敦煌本。

（2）惠昕本(興聖寺本)。書前有惠昕序，系根據繁本《壇經》刪定而成。後傳入日本，又有金山天寧寺本及大乘寺本，題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大師壇經》，卷數品門均同，文字稍異。書前無惠昕序，有北宋政和六年(1116)比丘存中的序文。

（3）高麗傳本。題作《六祖法寶壇經》，疑即德異刊本(1290)，元延祐三年(1316)、明萬曆二年(1574)重刊，光緒九年(1883)再刊。前有德異《略序》，記述六祖身世，正文分十品。明正統本及曹溪原本，題作《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正文前之《略序》、各品題名均與高麗傳本同。

（4）流通本。題作《六祖法寶壇經》，前有德異序，《略序》改作《六祖大師緣起外紀》，亦分十品，次第略有更動。與此本體例相同者有真樸重梓本（前有明成化七年御製序、宋郎簡序、重刻凡例、六祖大師緣起外紀，題下有“賜紫當山主法第三十七世孫真樸重梓”）及金陵刻經處本（1929年刻）等。

（5）明南藏本。前有宋契嵩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題下有“風幡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僧錄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不分品、卷。萬曆四十八年趙琦美所刻房山石經本與此同一體例，但題下重校人改為“明周至住山比丘圓載、西吳學人真程同校”。

內容

記載惠能一生得法傳宗的事蹟和啟導門徒的言教，內容豐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禪宗思想淵源的重要依據。由於歷代輾轉傳抄，因而版本較多，體例互異，內容詳略不同。據流通較廣的金陵刻經處本，其品目為自序、般若、決疑、定慧、妙行、懺悔、機緣、頓漸、護法、付囑等十品。其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即所謂“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眾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這一思想與《涅槃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之說一脈相承。其誘導禪者修禪的實踐方法是“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即“於諸境上心不染”；無相為體，即“於相而離相”，以把握諸法的體性；無住為本，即“於諸法上念念不住”，無所繫縛。又主張頓悟說，認為“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同時也強調：“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迷聞經累劫，悟在剎那間”。指出“法即一種，見有遲疾”，“法無頓漸，人有利鈍”。《壇經》還發揮唯心淨土思想。認為“東方人造罪唸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唸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又說：“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唸佛往生難到。”同時主張“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壇經》的思想對禪宗的發展起重要作用。中國佛教著作尊稱為“經”的，僅此一部。

研究概況

千餘年來，《壇經》被公認為惠能所說、法海所記。20世紀初，於敦煌文獻中發現了惠能的《壇經》及其弟子神會的語錄，《壇經》研究有新的發展。1930年以來，胡適據敦煌文獻，先後發表《荷澤大師神會傳》、《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認為《壇經》的作者不是惠能而是神會。1935年日本宇井伯壽著《第二禪宗史研究》，不同意胡適之說。1964年日本關口真大撰《禪宗思想史》，認為《壇經》代表了神會的思想。1967年日本柳田聖山作《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更認為《壇經》中“無相戒”、“般若三昧”、“七佛二十九祖說”等，是牛頭宗六祖慧忠所說，鶴林法海所記，神會晚年把它引入自宗，由門下完成。1971年在臺灣的印順著《中國禪宗史》及《神會與壇經》，反駁了胡適的主張。近年來，中國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壇經》的基本內容代表了惠能思想，同時其中也有後人增益的成分。註釋有丁福保《六祖壇經箋註》以及港臺學人的一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