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諧社會的論文範文
和諧社會是一個社會各階層和睦相處，社會每個成員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下文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和諧社會的論文範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和諧社會的論文範文篇1
淺談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心理和諧問題
摘 要: 心理和諧是構建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和實質,是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心理和諧是人的一種積極向上、健康的人生態度和生存狀態,對內協調和對外適應是心理和諧的集中體現。心理和諧主要涉及自我和諧,人際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以及人與社會和諧四個層面,四個層面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心理和諧是一個持續變化的動態過程,是一種相對的理想狀態,心理和諧是心理健康的本質特徵;主觀幸福感是心理和諧的重要心理指標。
關鍵詞:和諧;心理和諧;和諧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我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中提出的一個時代主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同時要注重人的心理和諧的培養與建設。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要“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引導人們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加強心理健康 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諮詢 網路,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1]。這一論斷強調,構建和諧社會不僅指的是社會生活和狀態的和諧、安定,也包括社會成員心理的和諧和安定。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以人為本就不能不重視社會成員的心理和諧問題。和諧心理向社會釋放的是向心力,而不和諧心理帶給社會的是離心力。因此,和諧社會孕育心理和諧,心理和諧造就和諧社會。
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多種要素相互配合、相互統一的系統工程。其中保持心理和諧是這個系統工程的基礎和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精典作家曾說過,社會 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起點也是終點。黨的十六大以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已成為基本的治國理念,尊重人、關懷人、發展人成為時代發展的要求。瞭解社會成員的心理狀況,促進人的心理和諧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從社會心 理學角度來說,人們的心理狀況對於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著重要的影響,保持人們的心理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社會是由個體的人所組成的,離開了人的健康和諧發展,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健康和諧。人的心理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實質,是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1 心理和諧的界定
1.1 和諧
在《辭海》中,和諧與協調並稱,指配合或搭配得適當、勻稱、協調而不生澀、不彆扭。中西方自古就有許多和諧的理念。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整個天就是一個和諧”,“和諧的最高境界是靈魂的和諧”[2]。而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許多思想家已把“和諧”視為重要的 哲學範疇。中國自古就有“家和萬事興”,“和為貴,諧為美”的思想。儒家學派倡導“和而不同”,即事物的對立統一,即具有差異性的不同事物的結合、統一、共存。總之,和諧是指存在差別的各組成成分相互協調地 聯絡在一起,處於一種平衡、協調、融洽、統一的狀態,是事物在多樣的變化中呈現出的內在的統一[3]。
1.2 心理和諧
人的心理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複雜系統。它由許多錯綜複雜的心理過程和內容組成,各心理過程和內容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各種心理現象。因此,心理和諧就是指基本心理過程和內容彼此之間,或者各部分與整體之間保持動態的均衡、完整、協調一致的自在的輕鬆狀態,以及認知、情緒情感、意志和行為以及人格的完整協調,同時能夠與外界 環境進行有效的溝通,較少內部或外部衝突[4]。 心理和諧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心理構成要素上的協調性。主要指知情意上的協調、人格上的協調以及心理過程與人格之間的協調。2為人處世上的理智性。表現為沒有或很少有過激行為。3心理體驗上的愉悅性。心理和諧的人也有喜怒哀樂,但積極愉悅的體驗占主導地位。4表徵意義上的總體性。心理和諧的人也有心理矛盾、衝突的時候,心理的某些成分之間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和諧,但它能將這樣的衝突和矛盾控制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和儘可能小的範圍。5持續時間上的穩定性。總體意義上的心理和諧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地表現出來,甚至構成了一個人相對穩定的特質。
總之,心理和諧是人的一種積極向上、健康的人生態度和生存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的生命充滿活力,內心體驗積極,社會適應良好,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心理和諧的人善於調節自己的心理,坦誠地看待外部世界和自我內心世界,能夠愉快地接納自我,承認現實,欣賞美好的事物,而且能夠大度平靜地生活和接受生活中的各種挑戰。總之,對內協調和對外適應是心理和諧的集中體現。
2 心理和諧的結構體系
從結構上看,和諧社會是一個系統,它由三個關係空間組成,即自我關係、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5],如圖1所示。就個體與社會的關係而言,每個人都生活在這三個不同的空間裡面。林崇德認為,從心理和諧的角度上說,圍繞這三個空間,心理學必須研究以下六大關係的相關課題:人與自我的關係,人與他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機器的關係以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5]。由此,有學者認為,心理和諧主要包含自我和諧,人際和諧和人與自然的和諧[3]。還有學者認為,從結構上看,心理和諧是一個系統,它由個體內部心理和諧、人-事心理和諧和人際心理和諧三個子系統組成[6]。綜上所述,心理和諧主要涉及四個層面,即自我和諧,人際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以及人與社會和諧,如圖2所示。
2.1 自我和諧
自我是指個體對自己存在的覺察。覺察是一種心理 經驗,是一種主觀意識,在人們的經驗中,覺察到自己的一切而區別於周圍其他的物與其他的人,這就是自我。自我和諧是Rogers人格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是指自我內部的協調一致以及自我與經驗之間的協調[7]。Rogers1951認為,自我和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誌,而自我與經驗的不和諧是心理障礙的重要原因。因此,自我和諧是構建心理和諧的基礎,是心理健康的本質特徵。
自我和諧涉及個體與自我的關係,其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自我和諧反映的是構成心理內部的各個成分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統一的關係狀態。人的心理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各個心理要素即認知、情感、意志、個性等有機地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共同反映客觀事物,又直接或間接地被客觀事物所刺激。協調和統一常常是人近乎本能的內在的心理要求。狹義的自我和諧是指自我意識的和諧。自我意識是一個人對自己以及自己與他人關係的覺知。自我意識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相當複雜的心理系統。自我意識和諧就是要做到正確的認識自我,產生積極的自我體驗,恰當的調控自我,延伸自我並創造自我。自我和諧的人善於平衡心理,理性、樂觀、豁達。他們能夠正確認識自我,明確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能夠善於調節自我,以堅韌不拔、知難而進的態度對待困難,以百折不撓、積極向上的精神對待挫折,以欣喜有度、謙虛謹慎的作風對待榮譽[8]。
2.2 人際和諧
人際和諧反映的是個體與他人的關係,是和諧 社會的重要特徵,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條件。馬克思曾說過:“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是社會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社會關係裡的人,人的本質只能在人與人的各種交往關係中得到充分體現。人際和諧決定著人的本質,決定著社會的質量,決定著社會的 發展方向。人際和諧的特點包括人與人之間能夠保持適當和良好的人際關係;能夠在集體允許的前提下,有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個性;能夠在社會規範的範圍內,適度地滿足個人的基本需求[3]。
人際和諧的人樂於與人交往,具備良好的交往技巧,悅納他人,尊重他人;同時也為他人和集體所接受,能與他人進行有效的溝通,與所生活的集體融為一體,從而滿足自己的歸屬感和安全感的需要。每個人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社會歸屬感是一個社會人的 心理需求,個體希望得到群體成員的認可與支援。當個體被他人或某一團體所接受時,會增加個體的正性情緒,緩解個體壓力,降低負性情緒[9]。人際和諧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人與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使個體對群體產生歸屬感,人的心理上產生安全感。
2.3 人與自然和諧
人與自然和諧就是保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模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人與自然和諧就是親近自然和關懷自然[10]。人類與自然是矛盾的統一體,人與自然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與作用,包括從自然界索取資源,享受生態系統提供的生態服務,向 環境排放廢物;二是自然界對人類的影響與反作用,包括資源環境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制約,自然災害、環境汙染及生態退化對人類的負面影響。兩者之間的關係只有協調在“適度”的範圍之內,社會才能正常發展。
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 文化的主流。中國儒家提出“天人合一”,注重“人道主義”;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側重於“天道主義”。天道與人道的互補合構,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大思維、大理念、大文化、大命題,充分體現了炎黃子孫超時空、貫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所以,“天人合一”是儒道 哲學所期許的宇宙生態和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國文化綜合思維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體現。從深層核心看,環境問題是個涉及到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問題。“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境界,此一深層價值核心在今日中國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馬克思指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及其與自然關係的協調是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與自然和諧的人能夠善待與人類共同存在的生物和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尊重和認同其他生物乃至環境的價值,欣賞大自然的美麗,對造化懷有敬畏之心,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生髮展,達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狀態[8]。
2.4 人與社會和諧
人與社會和諧涉及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人與社會和諧,包括個體的群體歸屬感、人際關係和諧、個人地位發展、社會角色適應、環境安全感等內容[10]。人與社會的和諧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這是因為人不但有自然屬性,而且還具有社會屬性,既是獨立的自我,同時又是社會的一份子。所以人與社會的關係是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的和諧就是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都必須建立在人與社會和諧的基礎之上。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尤其黨內腐敗、行風不正、貧富懸殊等問題。而與社會和諧的人,能夠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社會中存在的問題,以包容的心態面對新生事物,以積極的姿態緊跟時代步伐;同時,與社會和諧的人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能力,能形成與該社會文化相適應的人格,自覺遵守該社會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範,樹立和 實踐正確的榮辱觀和是非觀,努力推動社會有序發展[8]。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是社會的人。社會發展史是個人與社會統一發展的歷史。個人全面發展是個人與社會和諧的基礎,社會公正是個人與社會和諧的根本保證。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踐中,只有個人與社會形成良性互動,社會才能實現全面發展和進步,個人才能獲得全面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而才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
3 關於心理和諧問題的幾點思考
3.1 心理和諧的四個層面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有機統一體
心理和諧是一個開放的多元系統,四個層面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自我和諧是心理和諧的基礎,是個人心理健康的標誌,它的和諧與否會影響到個體與他人、與自然及與社會的關係;反過來,人際和諧、人與自然和諧以及人與社會和諧又會促進自我和諧。人與社會和諧本身就包括人與人的和諧,人際關係直接會影響到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和諧與否會影響人們對社會的看法,影響人與社會的關係;反過來,人與社會的和諧又會影響人與自然的和諧。只有在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中,才有可能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因此,心理和諧的四個層面是辯證統一的關係系統,人的心理和諧要注重四個層面的全面和諧。
3.2 心理和諧是由不和諧——和諧——不和諧連續不斷迴圈往復的動態過程
心理和諧和其他事物一樣,是會發展變化的,沒有絕對的一成不變的和諧,它是一種持續變化的動態過程。人的心理和諧即可以從相對的比較和諧變成不和諧,又可以從不和諧變成和諧,因此,心理和諧與否是反映某一段時間內的特定狀態,而不應認為是固定的和永遠如此的。人就是在心理和諧——不和諧——再和諧這樣迴圈往復中成長進步的[11]。當心理和諧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由於內外部因素的變化,會出現新的不和諧,個體通過自我調節系統,採取積極有效地措施來解決不和諧問題,消除不和諧因素,以達到新的心理和諧。心理和諧還具有時空特點,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心理和諧也會發生變化。因此,人更多的時間處於和諧與不和諧之間。
3.3 心理和諧是一種相對的理想狀態
心理和諧是比較而言的,絕對的心理和諧是不存在的,人們都處在較和諧和極不和諧的兩端連續線中間的某一點上。一個人偶爾出現的一些不和諧的行為和心理,並不意味著心理不和諧。心理和諧指較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存在的狀態,而不能只看一時性的偶然現象。心理和諧還是一個發展的、變化的概念,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也因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而存在差異。心理和諧作為一種理想的狀態,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努力方向和參照標準。
3.4 心理和諧是心理健康的本質特徵
心理和諧是心理健康的集中體現和本質屬性。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心理健康是以人的自我關係狀態為心理內容,以和諧狀態為健康標準的。而傳統的心理健康觀是現代中國人心理健康觀的重要基礎。因此,現代中國人心理健康的本質就是自我關係世界的全面積極和諧,它包含了個人自身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及人與意義世界和諧四個方面的內容[10]。這與心理和諧的結構體系是一致的。但心理和諧不等同於心理健康。心理和諧存在於兩種或兩種以上心理要素的相互 聯絡之中,側重於要素之間的橫向關係;而心理健康則側重於各要素相互作用所呈現的特性或狀態。但是,心理健康促進心理和諧,心理不和諧將影響心理健康。
3.5 主觀幸福感是 心理和諧的重要心理指標
主觀幸福感是衡量個人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Diener等認為主觀幸福感是個人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總體性評價,反映了個體的 社會功能與適應狀態[12]。心理和諧是人的一種積極向上、健康的人生態度和生存狀態。心理和諧的人有著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較多的積極情緒,較少的消極情緒。因此,主觀幸福感作為一個綜合的心理指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體的心理和諧程度。主觀幸福指數已經逐漸成為了評價一個國家國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標[5]。
4 結論
科學 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實際上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心 理學基礎。因此,心理和諧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心理學 工作者應該從人文關懷的角度關注中國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5],重視心理健康 教育,關注人的心理和諧的構建。心理和諧是一個持續變化的動態過程,是一種相對的理想狀態,心理和諧是心理健康的本質特徵;主觀幸福感是心理和諧的重要心理指標。因此,建立恰當的參照體系、確立適當的期望值、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建立社會支援 網路、塑造積極的人生觀是促進心理和諧的有效途徑和方法[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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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社會的論文範文篇2
試論和諧社會建構視閾中的社會風險治理
摘要：社會風險成為現時代的理論熱點與現實焦點，一方面體現了人類對整個生態圈命運的擔憂與關懷，是人類自覺意識與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結果，另一方面反映出人類實踐活動的價值維度需要重新審查與批判，需要對人類實踐行為的社會效應與價值取向等進行深層反思與重構。我國的社會發展也是一個積極認識和治理社會風險的過程，這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建構的內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會風險考驗著我們黨的執政智慧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從可持續發展到科學發展觀再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邏輯發展與轉變，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對我國社會發展實況的準確把握和理論思考的不斷深化。
關鍵詞：社會風險，治理，和諧社會
社會風險是貫穿人類社會發展始終的普遍性概念，人類只要進行實踐活動就必定存在風險。現今我國正處於社會全面轉型的特殊歷史階段，既非純粹的傳統社會，也非純粹的現代社會，而是一個諸多形態並存的多元社會。這一時期的社會風險既不同於傳統的社會風險，又區別於人類科技負面性所導致的後工業化時期的社會風險，它是同時具有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等多時期特性的“共生風險”。這是當前我國社會風險的最突出特徵。如何對其加以有效控制和治理考驗著我們黨的執政智慧和政府的執政能力。
一、社會風險問題的緣起及意義
從一般性意義上來說，“社會風險是指發展過程中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和生產可能遇到的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與危害，導致社會衝突，危及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可能性。這種不確定性因素可能來自於社會的生態、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社會風險是隱性的，表現為社會各要素的異常運動變化造成社會動盪、衝突和損失的可能性結果，當社會風險顯性化時，就轉化為社會危機和社會動盪，造成社會損失，威脅社會的秩序與進步。”[1]
社會風險凸顯為時代問題，有其深刻的實踐根源，與生產方式的轉變、社會結構的變革、生存樣式的轉換等密切相關。20世紀後半期，在對西方先發國家現代性帶來的負面後果深刻而睿智的反思中社會風險逐漸被學界所關注，許多著名的西方學者如貝克、吉登斯、盧曼、拉什等都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並進而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用風險社會來描述當今人類社會的深刻特徵，“人類進入了風險社會”、“我們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2]認為風險社會已成為人類不可規避的境遇。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從傳統向現代、由農業向工業、由鄉村向城市、由經濟文化不發達向現代化過渡的急促而深刻的社會大轉型和制度大變遷時期，這種社會轉型具有高度的時空壓縮性，傳統、現代與後現代以及本土與全球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使社會轉型中的各種矛盾聚集，風險加大，造成風險型別的多樣性、風險主體的多元性和風險關係的複雜性、風險後果的嚴重性，使中國的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這不僅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也導致社會結構的迅速分化，進入了風險的多發期。在此過程中，我國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和風險蜂擁而出，甚至以一種激烈的、爆發式的形式表現出來。
治理社會風險就是要在發展中鑑別、減少、預防、化解、控制各種因素所導致的社會風險，避免社會衝突，減少社會震盪，保證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與生產。積極認識和治理社會風險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要求，也是和諧社會建構的內在要求。對社會風險的認識和應對水平，同樣決定著發展的成效和人民的福祉。如果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任何問題都能解決，就會忽視經濟發展過程本身也是社會風險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在社會發展上付出代價。
首先，善於治理社會風險，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和社會管理水平的重要體現。風險治理不好難以保證社會穩定和發展。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沉痛的經驗教訓表明，不能治理好社會風險，就無法維護社會的穩定，也難以發展。即使發展了人民群眾也不會有幸福感。
其次，社會風險治理是對黨的建設、國家行政制度建設提出的挑戰。治理社會風險是考驗我黨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幹部隊伍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避免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黨是否能在不同層級貫徹落實好科學發展觀;政府行政是否能具有行政統合性的自覺，能否在既有的政治基本制度基礎上建立更有效的對社會矛盾的化解和控制機制。
再者，社會風險治理是對黨和國家利益整合能力提出的挑戰。對社會風險的治理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隨著改革的縱深發展，我國傳統的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出現了不同的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這種變化是社會發展的客觀結果，也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必然趨勢。但是不同的利益主體由於佔有社會資源的不同和利益的差別，相互之間難免會發生各種矛盾甚至衝突。這就需要建立健全公平、合理、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和社會保障體系，努力營造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義公平的社會環境。
二、當前社會風險的表現與特點
社會風險成為時代問題與社會特徵發生在從工業現代性向自反性現代性的轉型時期。它開啟了審視社會發展方式的新視野，即風險生存不僅成為人類實踐的內在邏輯，也對社會發展方式產生塑造作用。如今中國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結構轉型、體制變革與社會心理變遷，各種風險現象也日益凸顯。貝克曾認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變遷正步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從西方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目前中國可能正處在泛城市化階段，表現在城市容納問題、不均衡發展和社會階層分裂，以及城鄉對比度的持續增高，所有這些都集中表現在安全風險問題上。”[3]
我們黨所倡導的和諧社會，是一種理想的社會發展狀態，從現實發展來看，它依然會面臨諸多風險的考驗，在眾多風險的衝擊下，人們更能感受到和諧的難得與珍貴。“和諧社會是一個良性執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也即在一個橫向縱向兩個方向執行有序的社會。”[4]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必須對我國現階段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及其複雜性和嚴峻性進行正確的認識和清醒的分析。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會帶來社會風險。
市場經濟活動中利益關係不斷泛化逐步壓縮其它社會關係的生存空間。當事人往往以個人利益至上作為其行為邏輯，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維護其不受其他主體的侵犯，因此常常與其他利益主體發生衝突。當前這類利益衝突表現十分廣泛，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糾紛以外，在動遷、重大公共建設專案、城市管理、醫患糾紛以及勞動爭議上引發了比較突出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甚至也成為家庭矛盾、親人反目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當前存在的人們過高的慾望和利益預期，容易導致社會矛盾由小變大，變成衝突。
其次，經濟體制改革中蘊含的社會風險。
經濟改革本質上是人們的價值重塑與利益結構再造，勢必引發社會風險與矛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引發的突出問題往往是與國有企業改革相關的職工下崗、所有權改制、利益分配。過去我們習慣從經濟效益的角度思考問題，較少地從社會成本的角度思考問題，結果是用高昂的社會成本去換取經濟效益，導致對下崗職工欠賬很多，轉制企業職工利益未被充分尊重，形成巨大的社會風險。經濟波動很容易激化社會固有的矛盾，引起衝突。
08年金融危機所導致部分企業的經營難以為繼，但不按規定清償職工的工資與支付補償，引發群體性事件。股市和樓市的大幅波動所造成部分群體的利益受損，也會引發群體性事件和利益當事人的極端行為，影響社會穩定。此外，以養老、醫療、工傷為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為了分擔和分散個人因疾病、工傷和喪失勞動力而遇到的社會風險。但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統籌程度低、保障方式的身份化、等級化，引起部分群眾的不滿。
再次，社會分化所帶來的風險。
改革造成收入分配和財產分配的分化，形成貧富差距與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弱勢的低收入階層和困難群體容易產生相對的被剝奪感和被排斥感，帶來社會內部不同階層之間對立和衝突的風險。分配製度中群眾與幹部之間在分配上的差距成為突出的問題。徵地與動遷成為當前社會矛盾突出的方面。其中既有因對群眾利益沒有充分考慮與安排成為歷史遺留的老大難問題;也有在現實生活中當事者不顧大局，不講道理，把動遷作為與政府部門進行利益博弈，試圖投機獲利的機會，致使成為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的突出問題。
第四，既得利益的形成導致社會風險。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對個體利益和區域性利益的承認為起點的，個體利益最大化成為社會上普遍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隨著改革的演進，在發展中已經取得的利益逐步剛性，正在形成既得利益結構。除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容易衝突外，既得利益群體常常成為妨礙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重要阻力，成為帶來社會風險的重要因素。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有可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往往表現為：一是政府官員謀求私利，侵犯廣大群眾利益;二是政府官員背離科學發展觀，片面追求政績，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三是政府官員的官僚主義，不能為群眾及時解決問題，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當前，政府官員與群眾的矛盾主要表現為：政府官員中的腐敗現象、官僚主義、在發展中侵犯或忽視群眾利益的現象，對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漠視，甚至是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目標也不善於用人民群眾能夠理解的話語表達，為人民謀利益的好事不能辦好，降低了人民群眾對政府官員信任度，敗壞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成為引發叢集性事件的心理基礎。
第五，生態、環境與社會風險。
一是許多地方以犧牲環境和生態來換取發展，造成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受到損害。在發展中導致的環境汙染、溫室氣體的排放，不僅容易導致群體之間的衝突，而且影響發展的可持續性。
二是經濟發展所導致勞動力的集聚和城市化擴張，也帶來社會風險。大量的人口流動與生活轉型，使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期待、不同價值和信仰的人口高度集聚，脫離了中國文化中熟人社會的約束，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管理、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體系，提高了發生越軌、犯罪的社會風險，也增加了傳染病傳播的可能。
其三是歷史遺留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基於歷史因素和地區差別所形成的企業軍轉幹部、復退軍人、支內支邊上山下鄉人員、以及艾滋病患者等這些特殊群體集體上訪，由於不同時期的審判標準和政策標準，在過去受到處罰的群眾以今天的標準要求平反和賠償，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因素。
第六，自由化思潮所帶來的社會風險。
一些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士對現存的社會制度不滿，散佈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言論，對社會的穩定帶來隱患。方便快捷的網路媒體為這些言論的散佈和意見溝通、宣傳、力量的整合提供了便利，特別是對某些社會事件的報道、解說、影響的擴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容易威脅社會的穩定。這種社會風險非常容易演變為政治風險。
第七，民族矛盾引發的社會風險。
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自治和民族團結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但是，各民族文化與宗教的差異，地區發展的差異，宗教信仰的差異、民族地區的幹群矛盾都非常容易導致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社會矛盾。這類矛盾一旦處理不善，容易被境內外敵對勢力、民族分裂勢力所利用，從而轉化為社會衝突和。
第八，各種災難事故頻發的風險。
重大的生產安全事故、不可預知的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災害都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息息相關。一旦發生，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影響社會的安定。如政府不能採取及時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會引起社會強烈的不滿，動搖民眾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信心。
第九，社會風險處置不當有可能引發政治風險。社會風險主要來自於當事者追求自己的具體利益，或因強烈的不滿情緒而導致的非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行為，目的在於爭取利益、發洩不滿，但並不以挑戰現有的政權和基本制度為目的。政治風險來自於有組織、有明確的政治話語和綱領的力量，其目標在於挑戰現有政權和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如果處置得當，社會風險可以預防、化解和控制，一旦處置不當，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政治風險。
當代社會的風險與傳統社會相比具有極大差異性。
一是風險的屬人性，它是文明進步特別是科學技術發展造成的，更是與人的主觀決斷尤其是某些發展模式決策失誤密切相關。
二是風險的不確定性，表現為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和可變性引起的不確定性以及主體對未來行為的決策即風險診斷上的不確定性。
三是風險的擴散性，全球化趨勢以及現代資訊科技的高度發達，使得各種意外、偶然、危險以及災難頻頻發生並迅速傳播開來。風險造成的結果是破壞了現存制度與秩序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係向更加複雜、偶然和分裂狀態轉變，使社會變得日益複雜和難以把握，更加脆弱和動盪不安。
三、在社會風險治理中推進和諧社會建構
任何對時代問題的積極迴應都將指向現實世界，對時代問題提出診斷方案，探尋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徑。“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既體現了我們黨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堅持和發展，也顯示了對現實問題的密切關注;既昭示了我們黨的風險意識的增強，對風險問題的警醒，也表明了對風險出路的積極探尋。就此而言，社會和諧與風險治理具有同一性，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必然是一個社會風險治理的過程。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5] 當前社會矛盾高發與以往不同的地方在於：社會中主導的核心價值趨於弱化，人們的價值取向日益多樣化;不同社會階層和團體的利益取向呈現多元化態勢，既得利益結構正在形成;資訊的容易取得和相互攀比導致人們的心理預期往往高於現實條件的許可。在此基礎上，利益衝突的多樣化、複雜化、尖銳化，導致調處、化解的難度越來越大，帶來了非常高的社會風險。
面對風險的考驗，化解和治理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我們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如果說處理好穩定與發展的關係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域性的保證的話，那麼，預防和治理好社會風險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視角來看，治理社會風險在當前：
第一，深化對社會風險的認識與研究。
從一定意義上講，對社會風險的科學認識比社會風險本身更加重要。對社會風險的科學認識與研究是正確應對和治理社會風險的前提，沒有科學的認識就不會有正確的行動。
第二，加大資源的投入與整合。
從總體上看當前對治理社會風險的資源投入仍然不足，需要加大兩種資源的投入。一是行政資源：即黨和政府部門在工作中的重視程度，以及所掌握的政策資源和財政資源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二是社會資源：即從社會上動員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國民收入的三次分配。要在不同的工作層面加強對資源的整合。
第三，建立和完善工作載體。
建立社會風險預警機制;建立重大事項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在信訪中推進接訪、下訪工作的制度化和建立信訪終結機制;整合基層綜合治理機制，加強綜合治理在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和維穩方面的能力;在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的基礎上形成大調解機制。
第四，健全民意表達與迴應機制。
及時把握民意，疏導群眾情緒，是取得社會風險治理主動權的關鍵。民意表達是人民群眾實現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的基本條件。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公共政策等重大事項的決定、評估、監督的討論，及時迴應群眾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有利於提高政府決策與行政的社會滿意度，有助於預防、減少社會風險的產生，形成治理社會風險的合力。
第五，引導社會輿論，培育公共理性。
治理社會風險是社會建設的重要一環，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條件。積極營造追求社會和諧與進步輿論，營造正確處理個體、群體與社會整體關係的輿論，有利於正氣抬頭，有利於社會資源的動員和社會風險的治理。要積極引導公眾心理預期，防止公眾因過高和不切實際的預期而引發社會矛盾，引導公眾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內化解矛盾。
第六，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社會組織以一定的理念和目標聚集資源提供社會服務，起到政府和市場無法或不易起到的作用。社會組織擁有大量的社會資源，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慈善活動、化解社會矛盾、幫助就業、參與政府科學民主決策等方面提了積極的作用。要善用公益性社會組織，鼓勵、扶持它們的發展，健全管理體制，實行分類指導。
參考文獻：
[1]劉挺：經濟全球化程序中的社會風險及其管理[D]，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2年，P10。
[2]Ulrich Beck：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18。
[3]薛曉源、劉國良:全球風險世界:現在與未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風險社會理論創始人烏爾裡希·貝克教授訪談錄[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l期，P48。
[4]鄭杭生主編:走向更加有序的社會:快速轉型期社會矛盾及其治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Pl。
[5]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0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