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的學問和傳奇是難以道盡的。他治學面廣，在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等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在1920年代還曾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追尋大家陳寅恪教授中的教授

　　1948年，解放戰爭在東北、華北展開，時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邀請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他授課的內容本是30年來滾瓜爛熟的，但他仍舊重新備課。儘管當時他已雙目失明。他曾多次對女兒說過，即使每年開同以前一樣的課程，每屆講授內容都必須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發現，絕不能一成不變。

　　他曾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是說一不二的人，這使他很累，也使他了不起。

　　陳寅恪講課，不管是教室站滿了人，還是隻有一個人，他總是一視同仁，是以古代書院的精神授課的，師生之間以學問道義相期。後來成為陳寅恪助手的胡守為清晰地記得，有一堂課他是唯一的學生。當他來到陳宅時，陳寅恪正在工作。胡守為來後，先生挪步到樓上，下樓時，竟鄭重地換了一身裝束：長袍。後任中山大學教授的胡守為說：“這件事對我的教育很深，這就是為人師表啊!”

　　情況往往是，慕名而來的學生常常聽不懂，聽課的人數也就越來越少。但只要是從國學院畢業的學生，都是大家，其中有語言學家王力、敦煌學家姜亮夫、歷史學家謝國楨、考古學家徐中舒、文獻學家蔣天樞，還有劉節、胡守為、劉適……難怪，他被尊稱為“教授中的教授”。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傅斯年對他進行這樣的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1922年夏，陳寅恪***立排左二***與章士釗***立排左四***、陳西瀅***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在德國柏林。

　　陳寅恪上課

　　“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到一位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邊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面彳亍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這是20 世紀30 年代《清華暑期週刊》上刊登的一則描寫陳寅恪的小文章。

　　與此同時，《西北風》雜誌曾經刊出過一則《陳寅恪教授》的小文章，文中也談及陳寅恪上課時的穿著及其經常裝書用的包裹：“陳先生全身上下，差不多找不出一件外國貨。藍布大褂***有時也穿灰色的***，冬天在路上戴著一頂大皮帽，兩旁的耳子遮著耳朵，可是常常有一隻翹起，一隻垂下。陳先生不用教授皮包，而用藍布和紅布的大包袱，這些包袱跟隨陳先生的年歲久了，上面都是斑斑駁駁，有幾處顏色淡了些，有幾處竟成了白色，裡面包著的東西，都是木刻的書，不是《大藏經》，便是《二十四史》《資治通鑑》。”

　　據陳寅恪同時代的人回憶，陳寅恪上課是很有特點的，講到激動或情深處，他會長時間地緊閉雙眼，彷彿整個人都沉浸在學問之中。那時，他每天上課先在黑板上寫好要講的重點，然後坐到椅子上，閉著眼睛開始講課。他在課堂上會點名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是讀錯一個字，都必須停下來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陳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季羨林回憶，聽陳寅恪講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陳寅恪“託付”蔣天樞

　　1964年，陳寅恪將其著作整理出版之事託付給蔣天樞。其實，從1949年後，十餘年間兩人只見過兩次面。陳寅恪緣何獨獨“託付”蔣天樞呢?

　　從1958 年蔣天樞的一份履歷表中可以看出端倪。這份履歷表的“主要社會關係”一欄中寫著：“陳寅恪，69 歲，師生關係，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訊問業。此外，無重大社會關係，朋友很少，多久不通訊。”

　　蔣天樞在這種只會帶來麻煩而不會有任何好處的“社會關係”中， 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見其為人之篤忠執著。他晚年放棄了自己學術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於在1981 年出版了300 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陳寅恪生前所編定的著作原貌，作為附錄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當時出版社給他3000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因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麼可以拿錢呢”。

　　在陳寅恪託付畢生著作的那幾日中，一天，蔣天樞如約上門，恰好陳夫人不在，沒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陳寅恪也不在意，徑直開始談話，結果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床邊聽著，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那年，他已年過花甲。

　　季羨林與陳寅恪的交往

　　季羨林先生與陳寅恪先生最初的交往，是20世紀30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季羨林的專修方向是德文，但他也選修了幾門課程，其中一門就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因為陳寅恪先生他很快就對這門選修課產生了興趣，也對他日後的人生之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清華大學畢業以後，季羨林到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受陳寅恪的影響，他選擇了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非常巧合的是，他的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陳寅恪教授是同出於大師呂德斯門下的柏林大學同學。

　　1946年春天，季羨林回到了上海，之後又到了南京，此時，陳寅恪先生也從倫敦回到了南京，季羨林便去拜望陳寅恪，季羨林向陳寅恪談了這十年來的學習情況，陳寅恪非常高興，叮囑他到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而且特別囑咐他要帶上用德文寫的論文，足見對他的愛護之深、用心之細。

　　當時的季羨林，還沒有後來那麼大的名氣，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毛頭小夥子，如果沒有陳寅恪的推薦，他是很難有機會到北大任教的，但因為有了陳寅恪的推薦，便一帆風順地進入到北大當了教授。

　　季羨林在北大任教時，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浮屠與佛》，陳寅恪讀完後十分欣賞，推薦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上發表，從而使季羨林聲名大振，由此躋身著名學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