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邏輯學發展軌跡與成果比較探討

　　距今2000到2500年前，東西方文化思想同時出現了一次大繁榮，並深刻的影響了各自隨後的發展歷程。今天，就邏輯學歷史而言，古希臘被視為其發源地和聖地，而古中國是否曾有過邏輯學尚在爭論中。本文將以古希臘邏輯思想的背景、起源、發展為主線，在總結其邏輯學成就的基礎上，與中國古代的邏輯研究進行對比，力求找出東西方思想、文明的差異，並獲得啟發。

　　一、東西方邏輯學產生的背景

　　邏輯學作為一門關注語形和語義的思維科學，其直接的來源是論辯。語言表達思維，思維規律包含邏輯。故此對語言的豐富運用首先產生了邏輯研究的需要，這一點，古希臘與古中國是一致的。古希臘時期，出於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辯之風在各個城邦盛行，對民主的關注，世界觀的見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為論辯的焦點，相應的，人們自然注重論辯中的一些規律，即一些思維方式正確與否的判定法則***今天我們稱其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蘇格拉底在雅典開設了第一所修辭學校，並明確提出了人的語言和思維相關聯的觀點。這個偉大的觀點雖不甚具體，卻正確揭示了邏輯學的產生離不開對語言的應用這一真理。其後傳弟子柏拉圖豐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亞里士多德時，邏輯學正式誕生。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同樣處於各個思想激烈交鋒的時期，不同流派在百家爭鳴中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脣槍舌劍，而辯論的繁榮同樣為中國邏輯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諸子百家圍繞名與實的關係展開了一系列論戰，道家的“無名”，墨家的“取實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諸多論題將研究思路一步步帶到抽象化的程度，從而形成了中國早期的邏輯學——名辯學。

　　另外，邏輯學產生和發展中，往往以哲學為天然的載體。因為同樣是思維科學，哲學命題的研究需要邏輯工具來提供必要的證明和方法。古希臘有眾多的哲學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等，從各自的角度對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進行解釋。其中的命題的內涵，相互關聯，甚至於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準確無誤，而自然的，這就要求關注語形和語義，也就自然促使邏輯學與這些哲學研究結合起來。而在古中國，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學觀點時，無不需要大篇的論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對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對邏輯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經》中，大量運用了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同時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內容。總之，東西方的邏輯學，和其哲學相伴發展的。

　　由此，我們應該看到，古中國和古希臘產生邏輯學的基礎大體是一致的。但是，與我們的名辯學鬆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邏輯學的發展走上了一條系統化專業化的道路，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們將總結這些成就並稍作分析。

　　二、古希臘邏輯學成就及同中國的比較

　　嚴格的邏輯學，公認的產生於亞里士多德。不過此前的一些邏輯學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紹。亞氏之前，古希臘曾有過著名的“智者運動”，即一些有詭辯傾向的專職辯者進行論戰，教授，或幫人打官司。不難看出，古希臘的智者同古中國的名家很相似，他們都在一些離經叛道的觀點上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主張。然而無論是智者的“芝諾悖論”還是名家的“鄧析兩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邏輯學成果，但它們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和認識這個世界，從而為更深刻的探索思維規律創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數悖論一樣***，而這，正是其邏輯學意義所在。之後的蘇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語言和思維相關的偉大觀點，這實際上揭示了邏輯學研究關注語形語義的必然性，而其後傳弟子亞里士多德，最終總結並發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創立了邏輯學。

　　古希臘的邏輯學成就，集中於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斯多葛學派的命題邏輯學說。《工具論》中包含《範疇篇》，《解釋篇》，《前分析篇》，《後分析篇》，《論辯篇》，《辯謬篇》六篇內容。在這些著作中，亞里士多德闡述了他的邏輯學體系：首先根據研究物件的不同，將事物分成十類範疇，包括實體、數量、活動等;進而關於命題，根據主詞和謂詞進行劃分，並給出了不同命題間的邏輯關係***不包括今天的差等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邏輯方陣;同時對謂詞分類，提出包含定義，固有屬性，屬，偶性的四謂詞理論;創立三段論，分析其中的三種格，並將其作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別式;最後對具體的命題研究給出科學證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論結合。

　　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將語言內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並做邏輯學上基本的規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論為主要內容的有效性的判別體系，並作出應用性研究。亞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稱為邏輯學之父，很大程度上因為其得以令一個抽象性的研究系統的形成，而古中國的諸子百家中，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經》——包含諸多定義和方法論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臘另一個重要的邏輯學成就是斯多葛學派在命題方面的貢獻。斯多葛學派從“意謂”概念入手，將邏輯研究物件上升到抽象層面，並在此基礎上分析命題的性質和結構：首先依據是否能進行分解，將命題分為原子命題和分子命題，原子命題又包含“確定的”“不定的”“中間的”三類，分子命題分為條件命題，合取命題，析取命題，否定命題等。雖然與今天的表述並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題間關係和聯結詞進行劃分的思路和現代邏輯學是一致的;斯多葛學派又分別談論了命題、命題形式、表象、論證做主詞的情況，指出命題形式做主詞時才是邏輯學研究的物件;對於蘊含命題、析取命題和合取命題的研究，斯多葛學派與今天的描述幾乎一致，這也是該學派最顯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論證的分類與方法方面，斯多葛學派也有相應的涉足。

　　可以說，斯多葛學派在某些領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係統且完備的建立一種學科體系，是同時期中國的古人所沒有做到的。實際上，斯多葛學派和亞里士多德的成就並不僅是個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臘邏輯學體系的一種結晶。相較之下，百家爭鳴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諾、蘇格拉底等前邏輯時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邏輯研究的道路。而在這差異背後，是思想文化、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針對這點下面我將就此進行說明。

　　三、兩種不同邏輯體系的特點即形成的原因

　　古希臘的邏輯學和古中國的名辯學各自的特點，歸結起來如下：古希臘的邏輯學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無論是亞氏的三段論和邏輯方陣，還是斯多葛學派建立在“意謂”上的命題邏輯，都體現了這點，相較而言，古中國只有《墨經》試圖在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義過於冗雜，仍然沒有實現脫離語言內容的抽象化;還在系統化方面，古希臘的成就亦更為明顯，《工具論》就給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包含範疇、定義、三段論、應用準則的邏輯體系，從而能實現對一個命題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學派則是繼承蘇格拉底、麥加拉學派等的基礎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題分類、有效性的完整理論，而同時期中國的百家爭鳴，則是各自為營，圍繞名實關係，儒家的“正名”、道家的“無名”、墨家的“取實予名”等，藉助具體的論題進行論戰，卻較少涉及關於“名”和“實”本體體系的建立，導致看起來有些像自說自話，未成一統，雖然墨家亦曾做出過系統化工作，但仍然處於辯論層面，而不是深入知識體系本身。這些特點，是由包括區位、歷史、地理、生產方式、語言、思維傳統等多種因素造就，下面我們將依次做出分析。

　　從區位來看，古希臘處於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交際處，直接受這兩大地域文明的影響。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臘能夠積累相當的文化成果，便於系統化的建立知識體系。而古中國的位置則頗為偏僻，大多數思想由本土產生，百家爭鳴時各派的觀點、思路、方法大都處於萌芽階段，尚未來得及系統化便草草以獨尊儒術來結束。所以，我們的名辯學看起來鬆散，並且形式化的程度較低。

　　同時，歷史、地理和生產方式上的因素影響了古希臘和古中國對理論研究上的熱情。希臘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動力，同時地處海濱，眼界開闊，海洋文明本身為其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這一切，讓古希臘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慾，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較完備的體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則是本土產生，且居於內陸，這形成了一種較為保守的性格，由於農耕文明的緣故，更加註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熱情。所以我們的名辯學，更多的是呈現不同的名實觀點，而較少有名實體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這方面有開創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讓整個名辯學的研究發生質變。相對於古希臘，我們的文化缺少了完備而思辨的理論，使得其價值難以被承認。

　　語言方面，古希臘人的語言習慣較為直接，容易按照主詞、謂詞等進行劃分，從而進行邏輯學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號功能，更容易實現抽象化。反觀古漢語，大量使用縮略、一語多義等表達方式，本身較難展開，同時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很難單純脫離具體意義而純粹作為符號。由此觀之，語言上的差異使得古代中國在形式化方面較難實現。

　　思維傳統也是古希臘的邏輯學與古中國名辯學差異的重要原因。古希臘有嚴格系統化的傳統，比如希臘神話，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總是建立在同一個確定的世界觀之上，即由奧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國的思維相對發散性更強，神話中的神靈大多出處不一，各說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臘人更喜歡藉助數學和論辯來獲得精確的結果，古中國則講求“悟”，而顯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邏輯學發展的要求。

　　總之，比較不同的邏輯學文明，可以讓我們更深入的認識不同的思維，從而瞭解這門科學本身，而更好的發展邏輯學，恰恰應該對其有更深入的理解。這也是這篇論文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