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學術資本主義研究流派的批判與重構
一、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來，歐美高等教育學界存在著一個普遍的共識：政府在逐漸削減高等教育經費，或者在降低對高等教育的支援力度。在經費削減的情況下，高校開始通過學費、捐贈、企業研究專案、專利、子公司等途徑彌補經費的不足。高校的組織行為越來越象公司企業，這引起了學術界和高校管理層的普遍憂慮。高校能否指望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如果不能，高校如何應對經費緊張的壓力?高校的創收行為對學術的影響是什麼?2013年，中國政府提出“進一步壓縮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經費，政府帶頭過緊日子”[1]。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高校也有可能面臨經費的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高校組織行為的變化成為國際研究的一個熱點，湧現出了成百上千的論文和著作。然而，對於上述問題，學者們並未形成一致意見。在眾多理論之中，影響力最大的是斯勞特***ShEila Slaughter***等學者的“學術資本主義理論”***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該理論認為，政府撥款的削減是高校創收行為的主要原因，是高校通過專利、子公司、產學研關係等獲取“利潤”的主要驅動力。[2]斯勞特等學者對高校的這一變化更多地持消極的態度，提議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建立一種新的知識生產和傳播系統。[3]
與斯勞特等學者所不同的是，一些學者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門德澤***Pilar Mendoza***和博格***Joseph B.Berger***研究發現，市場對學術文化的影響取決於具體的情況，比如不同型別的高校和學科。“儘管一些院系有很多企業研究經費，然而教師的學術文化依然保持良好。教師把企業資助看做一種十分有效的方式，用以提高教育質量和支援科學探索。”[4]麻省理工副校長布什***Vannevar Bush***認為，在工程領域中，研究問題本身就包含了經濟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研究結果公開發表，他並沒有履行全部職責。讓一項重要的專利束之高閣，發明創造就難以為公眾所用。[5]哈佛校長博克***Derek Bok***認為，如果政府一般性撥款的削減是學術資本主義產生的原因，一些商學院和生命醫學學院擁有大量的研究經費，為什麼他們也會參與學術資本主義活動?[6]
鑑於學術界的這些爭論，本文系統梳理了與學術資本主義有關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礎上，將嘗試重新界定學術資本主義的概念、原因、影響以及趨勢。
二、學術資本主義研究流派批判
***一***學術資本主義理論
斯勞特等學者最早對“學術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做了界定。學術資本主義，即大學和教師的市場行為以及類似市場的行為。市場行為指的是高校的營利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專利的授權與回報;創辦子公司;創辦獨立公司;產學研合作。類似市場的行為指的是高校和教師所參與的經費競爭。這些經費的來源有：政府、基金會、企業、學生等。這一行為之所以帶有類似市場的性質，原因是需要通過競爭來獲取外部資源。[7]
圍繞“學術資本主義”這一主題，斯勞特等學者研究了四個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公立高校。他們的結論是：“國家政策的變化和州政府資助份額的減少引發了院校內的學術資本主義”。[8]斯勞特等學者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是因為他們借鑑了資源依賴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你想要了解組織的選擇和行動的話，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是少注意組織內部的互動，以及領導者的價值和信仰，而是多注意組織所在的環境，以及組織所需要承受的來自環境的壓力和限制。”[9]在高等教育領域，資源依賴理論所指的外部環境或因素主要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10]
對於學術資本主義現象，斯勞特等學者的評價是：市場邏輯不適合高等教育，高校也不是成功的風險資本家。未來的大學應當設計新的組織結構和激勵方式，創造新的知識傳播路徑、邊界組織與合作網路。這些新的方式和組織究竟是什麼?他們並未給出清晰的答案。
以上是學術資本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下面是對該理論的分析。
1.學術資本主義的概念。如果把高校通過競爭獲得資源看做“學術資本主義”，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一直採用競爭的方式***同行評議***來分配研究經費，我們是否可以稱它為學術資本主義? 競爭是一種資源分配方式，評價高校競爭行為的標準應當看競爭的目的和對教育活動的影響。對於政府而言，促使高校競爭資源並不是目的，目的在於通過競爭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耶魯大學與麻省理工大學的校長認為，正是這種基於同行評議的競爭性撥款方式，保證了美國科研的質量。[11]
2.學術資本主義理論的依據。斯勞特等學者所依據的是資源依賴理論，該理論主要從外部環境的角度來分析組織的內部行為。由於資源依賴理論過於強調外部環境的影響，因而輕視了組織的內驅力。正如斯勞特等學者所理解的那樣：“資源依賴理論認為，只要參考組織的外部環境，就能清晰地理解組織成員的內部行為。”[12]伯頓·克拉克認為，與外部環境的影響相比，知識的增長是自我驅動的現象，對高等教育產生的影響更加巨大。[13]
3.學術資本主義的結果與評價。從斯勞特等學者的訪談材料中不難發現，高校與企業的合作，並非如他們所設想的那樣弊大於利。相反，在被訪者那裡，斯勞特等學者所設想的一些不利之處並不存在，或者並不明顯。高校與企業的合作、網路繼續教育、專業碩士和博士專案等等，並非都是為了金錢。不可否認，一些高校出於創收的考慮而設定這些專案。然而，更多的高校是為了滿足教育和社會的需求。究竟是何種機制，使得歐美的高校有效地平衡了市場價值和學術價值的張力，值得深入研究。斯勞特等學者的貢獻在於提醒人們，高校的市場行為有可能使學術走向異化。
***二***知識生產模式2理論
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一書中，邁克爾·吉本思***Michael Gibbons***等學者提出了“知識生產模式2”理論。[14]他們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知識生產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轉型，即由模式1逐漸過渡到了模式2。後者沒有取代前者，而是作為一種補充與模式1共存。在未來，知識生產模式1將會併入到知識生產模式2之中。知識生產模式發生轉型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知識的需求和供給大量增加，二是在國與國、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競爭中，知識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吉本思等學者從五個方面闡述了知識生產模式的變化：就研究問題的性質而言，模式1的研究問題是學者基於個人的興趣，從認知的角度出發而提出來的;模式2的研究問題源自生產和生活，具有明確的應用導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模式1主要基於單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模式2則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結果的評價而言，模式1主要採用學者同行評議的方式，評價的標準是研究者對知識的貢獻;模式2的知識評價者不僅包括學者同行，而且包括政府、企業等研究資助者。評價更多地依據經濟和社會價值。就知識的生產者與使用者而言，模式1的生產者主要是大學，模式2的生產者遍及社會各處。模式1的知識使用者主要是學者同行，模式2的知識則用於生產和生活。就組織而言，模式1主要以系科為單位，模式2以跨學科的團隊為單位。
以上是知識生產模式2理論的基本觀點，下面是對該理論的分析。
1.分析思路。吉本思等學者的分析思路與斯勞特等學者相同，主要從外部環境的變化入手來研究知識生產的變化。換句話說，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識生產的社會驅動力與社會組織上，而忽視了知識生產自身的變化與規律。二戰後，之所以出現跨學科的院系組織，其原因除了社會因素以外，還由於知識生產的內在規律和知識量的劇增。知識生產的內在規律是，新的知識往往出現在學科邊界上，要求學者進行跨學科的合作。知識量的增長規律是呈指數的方式，十年的知識增長量是過去所有知識量的總和。[15] 這使得一個科學家很難再掌握所有的知識，跨學科的合作成為必然。
2.知識生產的性質和研究問題的性質。二戰前的知識生產並非象吉本思和斯勞特設想的那樣，屬於純研究或者基礎研究，即基於興趣，從認知的角度出發，進行科學探索。相反，很多科學問題源自生產和生活。羅伯特·莫頓***Robert K.Merton***研究了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他發現當時多數科學家的研究都與經濟、軍事需求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16]20世紀後半葉以來，知識生產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客觀地看，不能因為這些變化，就把之前的學術看成是遠離社會的象牙塔;也不能把任何與經濟有關的研究，看成是學術資本主義。學科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學科與市場的遠近。比如，新聞學、工商管理、工程學科等，與市場有著緊密的聯絡;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則相對較遠。需要注意的是，當那些與市場聯絡緊密的學科與市場互動時，應當警惕學術價值和倫理的扭曲。
***三***企業型大學思想
賽門·馬金森***Simon Marginson***研究了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提出了“企業型大學”***Enterprise University***這一概念。[17]與過去的大學相比，企業型大學更加積極地從各種途徑獲得經費，經費的多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聲譽。
1980年代末以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澳大利大學經歷了一次轉型。①在這次轉型中，政府削減了高等教育經費，促使高校資金來源多元化。同時，政府採用了績效撥款的方法，資源配置更加強調大學競爭和對經濟的貢獻。這種經費變化導致大學從一個傳統的文化機構，變成一個類似企業的組織，院系的權力逐漸被削弱;以副校長為中心的管理層越來越取代學術委員會，主導大學的發展;大學績效更為重視量化的指標，比如研究經費和論文數量。馬金森認為，這些變化帶有濃厚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色彩，大學遠不是管理者想象的那樣簡單。
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改革代表了一個極端的案例，即政府把大學當成產業來辦，用產業的績效指標來衡量大學的成就。馬金森的研究揭示了大學與政府關係的變化，以及大學內部管理權力的轉移。他所忽視的是對這一變化的內因研究，即高等教育大眾化導致的政府資源壓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如何承擔迅速增長的高等教育經費需求?同時，馬金森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管理層面的變化，而這一變化對大學核心***教學和研究***的影響卻被忽視了。塗又光認為，這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一個主要傾向，即重視對財政、政策和管理的研究，而忽視了對高等教育自身***higher education-in-itself***的研究。②伯頓·克拉克認為，過去三十年間，學者們過多地關注於事件的表面，特別是對政策和法律的爭論。多數人研究的是巨集觀趨勢和結構，而低估了微觀的活動和決定因素。[18]
***四***高等教育商業化思想
哈佛校長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反思了大學商業化的原因、危險和應對的策略。“高等教育商業化”，指的是大學內部人員通過教學、研究和其它活動營利的行為。[19]這些活動和行為有：遠端教育;體育比賽;工商管理教育;校企合作;教師創辦企業和持有公司股票;諮詢;專利授權，等等。
博克認為，大學的上述行為並非近些年才有。自1975年以來，大學比以往更加積極地從教育和研究中創造收入。究其原因，許多學者認為是由於政府削減了一般性撥款，從而迫使管理者和教師尋找新的資金來源。博克認為，高等教育商業化的原因不僅僅是由於政府，很大程度上在於大學自身。“教師和學生永遠在產生新的興趣和理想，要滿足這些都離不開錢。校長和院長無不為這些需要感到焦慮。”[20]對於越來越多的大學商業活動，博克表示擔憂：從商業活動中獲得的金錢收益容易衡量，而大學為之付出的代價很難去量化，也不是一時一刻能夠顯現的。在評價大學的學術計劃時，人們主要依據它們能夠帶來多少金錢，而不是基於內在的學術價值。
以上是博克的高等教育商業化思想。就概念的界定而言，博克與斯勞特相同的是，把許多能夠帶來資源或經費的行為視為“營利活動”。不可否認，工商管理課程、繼續教育、企業研究專案等，的確為大學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然而美國的非營利性高校並未把這些回報進行分紅。不僅如此，他們還嚴格限制教師其它來源的收入。例如，麻省理工規定，如果教師每年有超過1萬元的外部收入***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將被視為重要利益衝突。教師需要向系主任和學校公佈。學校也會採取措施監督教師的研究和學生培養。[21]
就高等教育商業化的原因而言，博克超越了斯勞特等學者的觀點。他不僅看到了政府高等教育財政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博克認識到了高等教育商業化的內因：教師和學生永遠在產生新的興趣和問題，這意味著國家和大學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援。然而，這些興趣和問題如何造成了資源的壓力，博克並未進行證明。
就高等教育商業化的結果而言，博克與斯勞特等學者一樣，指出了它對學術標準和價值的危害。然而，他們的研究結果卻表明：現實中，美國的大學教師抵禦住了商業誘惑，很少有科學家以犧牲教學或研究為代價，追逐報酬豐厚的商業機會。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教師遵守學術規範，而不是異化教學和研究?博克未能進一步探索。
就應對的策略而言，博克認為，政府持續的、足夠的經費支援是避免商業化的最終保障。然而，他沒有認識到的是，政府能否滿足高校日益增長的資源需求。如果高校資源需求增加的速度超過了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長期下去，政府如何滿足高校的經費需求?如果不能，高校如何避免商業化?
***五***創業型大學理論
20世紀90年代，伯頓·克拉克研究了歐洲的大學改革，提出了“創業型大學”***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理論。
所謂創業型大學，是指當大學越來越不適應變動不居的環境時，一些不甘平庸的大學，沒有等待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增加預算，而是選擇了主動變革。在不斷地變革過程中，學者和管理者協同努力，為大學賦予了新的品格：堅持自我***self-asserting***、自我依靠***self-reliant***和自我決定***self-determining***。[22]很多人把“entrepreneurial”一詞與創收和營利聯絡在了一起。在克拉克那裡，雖然它涉及大學“經費來源的多元化”，但更接近於積極進取***proactive***一詞，表達開拓事業的冒險精神與不懈努力。
與斯勞特等學者相同的是，克拉克研究了經費緊縮背景下大學的創收行為。所不同的是，克拉克沒有把這種行為定性為“學術資本主義”。原因是，創業型大學籌集的經費更多地用於教學和研究，而不是增加個人收入。透過這一概念，克拉克表達的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倡導有獨立精神和變革意識的大學。
就原因而言，克拉克與博克的觀點相同，認為大學經費不足的深層原因是，教師不斷產生新的研究興趣，使得知識呈現指數的增長方式。這導致大學必須不斷更新和增加教材、課程、學科、專業、儀器、教師等。他們對這一原因的揭示，超越了許多學者的“外因論”。克拉克指出：“知識的增長速度超過了資源的增長速度。”[23] 然而，他沒有論證這兩者的關係。也就是說：知識的增長如何使得大學的經費入不敷出?知識增長如何導致高校的資源需求迅速增長?如果知識的增長速度呈現指數的方式，那麼高校資源需求的增長速度是不是同樣如此?
就結果而言，克拉克的研究與馬金森的研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澳大利亞的大學改革中，管理者把基層院系和教師看成了不利因素，因而決策往往繞過他們。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創業型”的迴應一方面彌補了大學經費的不足，同時從根本上轉變了大學的品格***character***。大學從依賴政府轉向依靠自我。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創業型大學整合了行政與學術的力量，使得大學沒有出現價值的分裂。
三、重構學術資本主義
本文綜述了與學術資本主義有關的理論流派，從中可以看出，學者們對學術資本主義的看法不盡相同。斯勞特和博克從消極的立場，把大學的許多活動貼上了學術資本主義的標籤。他們認為，這些活動會侵蝕學術的價值和倫理，因而大學不應當承擔這些活動，以恢復大學的公共產品屬性。吉本思則從積極的角度，認為知識的市場化是一種必然趨勢，是知識經濟的客觀要求。克拉克也從積極的角度，分析了大學在新的環境下做出的主動變革。
鑑於學者們的這些分歧，本文擬從四個方面進行討論。
首先，學術資本主義的原因。斯勞特等學者從資源依賴理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政府一般性經費的削減是學術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然而，就絕對值而言，美國政府雖然削減了一般性經費，但同時增加了競爭性經費，來自政府的總經費並沒有減少。就相對值而言，美國政府用於高等教育的經費在GDP中的比重呈穩定狀態，這說明政府的財政支援並未下降。如果以高校的總收入為參照，政府經費所佔的比重的確呈下降趨勢。原因在於，政府經費增加的速度無法與高校經費需求增長的速度保持同步，高校不得不通過其它途徑彌補經費的不足。因此，不能把學術資本主義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政府，而應當深入分析高校經費需求迅速增長的根源。
其次，學術資本主義的結果。斯勞特等學者把許多活動看作學術資本主義，認為它們會侵蝕學術的價值和倫理。實際上，學術資本主義產生的結果是相對的，受制於特定的語境***context***。在一些高校中，這些活動並非單純是為了創收，而是出於教學、研究和服務的需要。例如，在理工科院校，產學研合作是教學和研究的內在要求;專業學位和繼續教育是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專利的授權是為了使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如果把這些活動都定性為學術資本主義，顯然是不合理的。應當根據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來判斷它們的性質;應當避免把這些活動異化為商業行為。
其三，學術資本主義未來的趨勢。對此，斯勞特等學者並不確定，呼籲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經費。克拉克則認為，政府是不可靠的經費提供者，大學應當主動地尋找其它資源。
然而，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並不是有效的解決之道。例如，無限地提高學費，已造成學生輟學或揹負過重的貸款。在美國，學生貸款已經超過了信用貸款。公立高校是否可以象私立高校那樣，依靠捐贈投資回報呢?事實上，這也是一條不太可行的途徑。原因是，捐贈投資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巨集觀經濟情況，而且每年只能使用一部分。即便在捐贈基金有310億美元的哈佛大學，福斯特***Drew Faust***校長這樣說：“人們經常問我，哈佛大學有310億美元捐贈基金，怎麼會面臨財政壓力呢?我的回答是，這些基金對我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戰略資產，但不等於有310億美元活期存款。其一，捐贈人往往限定了某些基金的用途;其二，我們每年只能拿出5%的捐贈基金用於教育……今天的財政壓力是所有研究型大學共同面臨的挑戰，包括哈佛。”[24]
如果資金來源多元化或者公立高校私立化，不是化解學術資本主義的有效方法，那麼，未來高校究竟該如何解決經費緊張的壓力?美國高校試圖通過網路開放式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節約教學成本。然而，他們未曾考慮的是，如何節約研究的成本。正如克拉克所言，與學生的增長相比，知識的增長將給高校帶來更多的資源壓力。在此情況下，我們有必要深刻反思中世紀以來的大學執行模式。打破資源孤島，實現大學間和大學內的資源共享，例如實驗室、儀器裝置、圖書等。這些探索可能引發教學和管理的深刻變革，開啟一個嶄新的高等教育時代。
最後，學術資本主義的概念。斯勞特等學者所說的學術資本主義，實際上指的是，高校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通過各種途徑獲取資源的行為。經費不足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無法承擔龐大且迅速增長的高等教育成本。更為重要的是，知識的指數型增長使得高校對資源的需求同樣呈現出指數的增長方式。[25]學術資本主義既可能有利於學術，又可能不利於學術。關鍵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活動的出發點和目的，二是高校是否有意識制定政策，避免不利於學術的行為。在美國，一些著名高校，例如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有著長期與企業合作的歷史，然而他們非常有效地保護了學術的價值和倫理。原因之一是，這些高校制定了強有力的利益衝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s***。③
斯勞特等學者把許多活動定性為學術資本主義，是不合理的。如果這些活動的出發點是基於教育自身的規律和需要，例如理工科專業與企業的科研合作，就不是學術資本主義。如果這些活動為了增加收入，而犧牲學術的價值和倫理，我們可以說它是學術資本主義。斯勞特等學者所列舉的學術資本主義活動，實際上是大學在知識經濟時代所特有的屬性，是學生增長和知識增長引起的必然結果。我們應當持有的態度不是全盤否定，或照搬模仿，而是應當設計合理的機制，確保高校在與知識經濟互動的過程中，更好地平衡學術價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張力。
註釋：
①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1980年代以來歐美經濟與公共領域改革的一種主導思想。就經濟領域而言，它旨在刺激經濟，通過減稅和減少管制來加快經濟的發展，即小政府，大市場。就公共領域而言，它旨在改革過去的福利政府，減輕政府負擔，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領域的執行效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放權***devolution***、減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範例是英國的撒切爾政府改革，美國的里根政府改革，澳大利亞的道金斯政府改革，以及他們後任政府的改革，等等。
②筆者2010年9月與塗又光的交流。高等教育自身，或高等教育的本質屬性，指的是通過教學和研究，增進人類對宇宙和自身的認識，使人格達到至善，並獲得生活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③筆者對斯坦福大學校長***John Hennessy***的郵件訪談，訪談日期為2014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