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倉罐
[拼音]：waiguo jingji sixiangshi
[英文]：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of foreign countries
西方國家，從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經院學派作者對於當時某些經濟現象的見解，到15世紀後出現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理論探討的政治經濟學，以及後來各時代的各個人物、學派對於社會經濟事物的分析、論斷等思想。
這裡所涉及的只限於西方國家的經濟思想，主要是因為歷史地出現的併為我們所習慣認識的政治經濟學，是在以工場手工業發展為標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發生形成的西歐國家中產生的。此後，西方經濟思想的發展總不能擺脫以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為探討物件的基本模式。
從古希臘、古羅馬開始，並不意味著在古希臘、古羅馬以前或以外，不存在著其他西方古代文明，或者其他西方古代文明不存在著有關經濟事物的思想。早在公元前3000年起，美索不達米亞（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兩河流域）就有一個燦爛的古代文明。但是可徵的文獻太缺乏了，以至有人懷疑經濟思想的產生除了經濟條件外，是否尚得有某種知識界和具有分析能力的上層建築存在的條件。埃及、印度、腓尼基、希伯來文化也存在著這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是現代西方國家文明的搖籃。通過中世紀的經院主義，它們對現代西方國家的思想有繼承影響。所以它們的制度和見解也就成為現代經濟科學理論的出發點。
西方經濟思想是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情況在內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反映。而這些經濟思想在形成之後，又反過來積極為其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在階級社會裡，這些經濟思想總代表一定階級的觀點和利益。在各個國家的各個時期，可以存在著不同階級的經濟思想，但每一個時期的統治階級的經濟思想又必然是這一時期的統治經濟思想。
古希臘
公元前8～前6世紀間，在古希臘形成了許多奴隸制城邦。關於古希臘早期的經濟思想，人們經常用推測方式，即從早期的歷史傳說、神話、詩歌、社會生活描述等等片簡、零篇資料中例引出一些認為有關的經濟思想。所以荷馬、赫西奧德（約前8～前7世紀）的詩歌，梭倫（約前630～約前560）的政治改制等等，都成為推測古希臘人經濟行為和思想的資料。固然，財產、商品生產貿易、生息資本、賦稅等等經濟現象都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但直接地論述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卻有待於公元前5世紀起基於蘇格拉底（約前470～前399）哲學傳統的經濟概念和思想的出現時期。
蘇格拉底哲學傳統的古希臘經濟思想家的主要代表為蘇格拉底的門生色諾芬、柏拉圖和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
蘇格拉底傳統的古典希臘思想的一大特點在於它完全不帶有神話因素。這就是其區別於其他先此或同時的古代文明思想的特徵。它擺脫了宗教的聖潔規範性，轉而依靠理性。其經濟思想是以理性為基礎，所以和倫理觀念總是分不開，經濟從屬於倫理。
在對待財富的態度上，這個從屬性最為明顯。蘇格拉底創始的道德哲學提出了人生主要目的的問題。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的生活，是倫理的範疇。財富的地位就決定於它和這最主要目的的關係。蘇格拉底傳統的哲學家們一般地認為財富和美德是不相容的。但實際上他們並不反對一切財富。他們反對的是過多的財富，對節制的財富不但不反對，而且認為它是必要的，是達到主要目的的不可少的手段。因為為了成就最高的善，一個人必需具有普通公民所必需的生活手段。他們所著意強調的是：財富是手段，絕不應是目的。
以此作為出發點，哲學家們考察了財富的生產與取得的問題。古希臘經濟基本上是自然經濟，但商品經濟已有一定的發展。哲學家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作為自然經濟的農業是社會經濟的基礎。但他們對於商品經濟諸現象也經常涉及，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創見就成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出發點，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經濟見解，通過在中古文藝復興後對於經濟哲學的影響，成為此後西方國家經濟思想的文化遺產。
這些哲學家處於雅典戰敗於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之後的奴隸民主制城邦國家進入危機的時代。他們都反對當時希臘的民主制度。他們把經濟也經常是作為他們所臆想的某種理想城邦政治制度的屬物。哲學家們所理想的城邦政治制度的藍圖儘可不同，但他們公認，城邦的主要作用是讓公民通過集體道德的生活實現最高的善。在城邦內，個人首先是作為整體的一分子而存在的；個人從屬於國家。從而在考慮個人經濟行為的道德規範外，還加上城邦群體政治生活和要求的經濟規範。
古羅馬
古羅馬的歷史，經歷了王政（前 753～前509）、共和（前 6世紀末～前30）和帝制（前 30～公元 476）三個時期。羅馬的經濟思想是在帝制時期羅馬奴隸制已由盛而衰的情況下才開始出現和發展的。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間見於農學作家和哲學家的著作中。在農學作者中主要有大加圖（前234～前149）、瓦羅（前116～前27）、科盧梅拉（公元1世紀～？）。在哲學家中有西塞羅（前 106～前43）、塞涅卡（一譯辛尼加，約公元前4～公元65）、老普林尼（公元23～79）、馬可·奧勒留（121～180）、愛比克泰德（約公元55～約135）等。他們都把農業放在首位，讚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們都反對奢侈，反對追求財富，但他們的倫理色彩較希臘人為淡薄。
但古羅馬對於經濟思想的貢獻，不來自農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而來自它的法理思想和法律。羅馬法對後來經濟思想的巨大影響有：
（1）“自然法則”的見解。羅馬法區別了適用於羅馬公民的市民法和適用於外國人的萬民法，後者較少地受地方習慣所制約，從而較為合理。後來，它和希臘的自然概念相結合，產生了對後來經濟思想有重大影響的自然法則的概念。
（2）在羅馬法中法學家對於“財產”和作為個人財產權利的自然結果的“契約”兩個經濟範疇的見解，對後世的經濟思想，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一切經濟行為基礎的個人主義產權，影響很大。
（3）兩個範疇的論說又導引出，以“契約”的概念來概括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係，把經濟視為一種一切都可以以買賣雙方關係為解釋的交換科學的思想，從而也就產生了公平價格的概念，產生了貨幣的性質和借貸取利等問題。
在羅馬帝國開始衰落時期，基督教教義滲入了羅馬社會思想。這異邦的教義和羅馬文化是相牴觸的。但從公元2世紀下半期開始，統治階級和早期基督教社團互相聯合。在許多問題上，有的教士例如4～5世紀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奧古斯丁（354～430）無不經常以教義來遷就羅馬社會原來的思想。因此，與其說他們的見解是在羅馬成長起來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如說是作為中世紀經院學派先驅者的思想嫁接和寄生在古羅馬思想主幹上的外族思想。
中世紀經院學派
作為歐洲中世紀開始時期的公元476年，也標誌著西歐古代文明受到嚴重打擊的開始。西歐社會在此後經歷了長達500～600年的黑暗時期：城市消失，手工業衰落，商業停頓，貨幣流通大大縮小，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在這個時期內，幾乎說不上有什麼經濟思想。在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西歐封建制社會經濟的明顯提高，開始於11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封建領主和基督教會聯為統治的一體。在思想領域裡，基督教義和教會思想成為時代的統治思想。中世紀的所謂經院學派的思想是以10～15世紀間，由傳統的教義、教會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構成的混合體。教會法規就是這一哲學思想的規範化。托馬斯·阿奎那是最著名的經院哲學家，其思想特點是調停神學教條和經濟生活現實之間的矛盾。
經院學派的經濟思想有兩個較為突出的問題。首先是公平價格論。公平價格概念首見於羅馬法學家著作中。在中世紀神學學者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約1200～1280），他把公平價格看為和生產勞動相等的價格。托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大阿爾伯特的看法，但他又加上了效用的主觀的因素，有時甚至提出了供求的影響。
其次是關於借貸取利問題。從古代以來高利貸一直是為人們抨擊的制度。早期的教會法規只禁止教士們取利。但從12世紀末年起這一禁令擴及於世俗人等；晚至14世紀初年，高利貸還是絕對違法的。托馬斯·阿奎那從聖經、教父言論、亞里士多德哲學和羅馬法法理中找出論據以譴責高利貸。但在托馬斯·阿奎那時代信貸活動已相當流行。他和他的教會法規學者同伴們不得不在二者間採取了調停的態度，在反對的原則上為信貸取利留下了許多出路。其結果是法規愈益鬆弛，至15世紀末16世紀初，幾乎完全成為具文。這種調和實際上削弱了經院主義的權威。到了宗教改革時期，教會就完全不能阻止作為現代產業資本主義先驅的商業資本主義的成長了。
重商學派和官房學派
從15世紀末到18世紀末興起的商業資本，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的瓦解，促進國內市場的統一，通過對外貿易積累大量資本，推動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提供了條件。重商主義是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商業資本的意識形態。重商主義最初出現於義大利，後來在西班牙、葡萄牙、尼德蘭也產生了。16世紀末以後在英、法兩國出現了若干代表著作。T.曼是英國重商主義最突出的代表。J.-B.柯爾貝爾是法國重商主義者最大的代表。柯爾貝爾還是一個重商主義實踐家。和英國重商主義者相比，他突出了國家主義和國家與企業關係的思想。
重商主義最突出的經濟觀點就是對金銀的重視。他們把貨幣看作是財富的最好形態。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無論是早期金屬派或者晚期貿易派都以積累貨幣財富為目的。
當重商主義在西歐各國興盛的時期，在德國、奧國流行著官房學派的經濟思想。官房學派的主要代表有J.J.貝歇爾（1635～1682）、 P.W.von赫爾尼克（1640～1714）、J.H.G.von尤斯蒂（1717～1771）和 J.G.達爾耶斯（1714～1791）等人。把德、奧官房學完全等同於重商主義也許不盡恰當，官房學確實浸透了重商主義的思想，但它的內容較為廣泛，是經濟、行政、管理、農工技術等等各種不同知識的混合物。它一方面更多地承繼了古代的思想，尤其是古羅馬民法的思想，另一方面它的影響又深入及於近代的德國經濟學。
古典政治經濟學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於17世紀中葉，完成於19世紀30年代。它是產業資本取代商業資本，產業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統治階級這一時代的經濟思想。
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W.配第開始，在法國從P.布阿吉爾貝爾開始。他們沒有一套完整的學說體系，只有一些片斷的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原始見解，和實際上是剩餘價值形式的地租論和利息論等。
出現於18世紀50～70年代的，以F.魁奈和A.-R.-J.杜爾哥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主義體系，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的理解。它以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以實際上作為產業資本家代表的租地農場主階級指導全部社會經濟活動。
和重農學派同時而略晚的A.斯密，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熟階段的代表人物。他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發展為一個完整的體系。D.李嘉圖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古典經濟學到了李嘉圖，達到了其可能發展的最高階段。西斯蒙第是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他以政治經濟學對自身的懷疑，為其完成作了補充。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在不同程度上，對剩餘價值的具體形態利潤、利息和地租，作了揭露和分析；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分析作了第一次嘗試；初步論述了經濟危機的理論。
19世紀30年代以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還處於潛伏狀態，古典經濟學者還有可能無顧慮地研究和闡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從而提出若干科學的理論。但由於他們的階級和歷史侷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一些庸俗因素。這些庸俗因素也就成為後來庸俗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來源。
古典經濟學的庸俗化
古典經濟學的最高發展和庸俗化的開始是在同一時期交叉著進行的。反映著當時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而資本與勞動間的鬥爭還處於潛伏形態的情況，法國的J.-B.薩伊、英國的T.R.馬爾薩斯、J.密爾和J.R.麥克庫洛赫，以斯密和李嘉圖的信徒的面貌出現，採用“註釋”、“通俗化”的形式，把已經孕育在古典經濟學裡邊的庸俗的因素分離出來成為另一種經濟學。
1830年後，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以1830年法國的七月革命和 1832 年英國的議會改革案的通過為契機，完全奪得了政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從幕後走上前臺。從此庸俗經濟學便完全代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這時期兩國的庸俗經濟學主要代表有英國的N.W.西尼爾（1790～1864）、J.S.密爾，法國的F.巴師夏等人。他們仍然自認為是斯密、李嘉圖的繼承人，但卻拋棄“註釋”、曲解的手法而採取補充、折衷的形式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修正。
這一時期的庸俗經濟學在J.S.密爾的體系中得到綜合和總結。他自認為他的體系基礎是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說，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但他卻又繼承了薩伊、馬爾薩斯、J.邊沁、J.密爾、西尼爾等人的某些見解和理論，以折衷和綜合的辦法構成一個新的整體。他的體系，在某種意義上，是以傳述古典經濟學為標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時代的結束和一個以批判和發展為號召的新庸俗經濟學時代的開始。
空想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說是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對立物出現的。以空想的意識形式出現的早期的社會主義產生於16世紀資本原始積累的時期。T.莫爾（1477～1535）、T.康帕內拉（1568～1639）、摩萊裡（約18世紀）、G.B.de馬布利（1709～1785）等人是17和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主要代表。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產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出現了法國的H.de聖西門、C.傅立葉和英國的R.歐文三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他們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人類社會不斷髮展的思想，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罪惡，設計了將來理想社會制度的方案。但是他們這種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的，和當時尚不成熟的生產狀況和階級狀況相適應的不成熟的理論，不可避免地成了時代的幻想。
雖然空想社會主義體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是批判的、革命的，但他們的後繼者卻蛻變為各種改良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19世紀20～30年代英國的W.湯普森（1785左右～1833）、J.格雷（1798～1850）、J.F.佈雷（1809～1895）和T.霍吉斯金（1787～1869）提出了工人應享有全部勞動產品的權利的要求。1848年革命前20～30年，法國是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和活動的中心。20年代的 A.巴扎爾（1791～1832）、B.-P.安凡丹（1796～1864），30年代的V.孔西德朗（1808～1893），40年代的L.勃朗和P.-J.蒲魯東是這一時期的法國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中不少人的思想和改革方案，都在1848年革命的實踐中得到檢驗。實踐給予這些社會主義的派別以致命的打擊。空想社會主義的失敗為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和傳播掃清了道路。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繼承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鉅著《資本論》就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的。
恩格斯把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作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前者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絡和它對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後者在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基本形式的祕密。由於這兩個偉大的發現，社會主義才從空想變成了科學。
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
19世紀中葉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19世紀中葉以前的傳統的經濟理論不足以說明和解答新的經濟問題，於是相繼出現了以傳統經濟學的批判者和反對者的姿態出現的新的庸俗學派。
歷史學派出現於19世紀40年代。德國曆史學派以F.李斯特為先驅，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W.羅雪爾為其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於19世紀的40～70年代。以G.von施穆勒、A.瓦格納（1835～1917）、L.布倫塔諾（1844～1931）、M.韋貝爾（1864～1920）和W.桑巴特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從70年代起，統治著德國的經濟學界。
歷史學派在下列問題上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英法傳統經濟學：
（1）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
（2）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存在；
（3）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
（4）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
（5）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新歷史學派提出了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瓦格納把他們的經濟改良主義稱為“國家社會主義”，而德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則嘲諷地稱他們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歷史學派在德國趨向衰落，雖然它的部分思想後來發展成為法西斯思想體系來源之一。歷史主義在英國有一個以W.J.阿什利（1860～1927）為代表的支派。出現於19世紀末盛行於20世紀20～30年代以後的制度學派，是德國曆史學派在美國經濟環境下的特殊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倫、J.R.康蒙斯、W.C.米切爾等人。他們都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邊際主義學派
是19世紀70年代初同時出現於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影響最大的新流派。邊際學派最初是以主張邊際效用價值論而出現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個大支派:一個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是奧地利學派的C.門格爾、F.von維塞爾和E.von柏姆－巴維克等人；另一個支派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以英國的W.S.傑文斯、洛桑學派的L.瓦爾拉斯和瓦爾拉斯的繼承人V.帕累託為代表的數理學派。邊際學派也是以19世紀中期以前資產階級傳統經濟學的反對派面目出現的。但在方法論上，他們卻是傳統經濟學的擁護者和發展者。19世紀的80年代就曾出現了發生於門格爾和新歷史學派領袖施穆勒之間的關於方法論的一場大論戰。然而邊際學派的影響在於他們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來否定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論和19世紀初葉以後的成本價值論，再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歸算論”、“時差利息論”、“邊際生產力論”等主觀的分配論，以否定剩餘價值論。J.B.克拉克是邊際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在美國庸俗傳統的階級調和論和當時風靡歐美的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他提出了為利潤、利息、地租等不勞而獲的收入作辯解的邊際生產力論。
A.馬歇爾是處於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所謂“新古典學派”的主要代表。但他的觀點仍然是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他從他的前人的全部庸俗經濟學中，吸取和綜合新舊各派學說，企圖建立一個折衷的和綜合的庸俗理論體系。這是在繼J.S.密爾之後，第二次折衷、綜合的嘗試。他的供求均衡分析的價值論和分配論是折衷、綜合的典型範例。
馬歇爾的經濟學說，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的30年代，一直被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奉為典範。但隨著自由資本主義日益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隨著迴圈出現的經濟危機的日益深化，經濟功利主義所宣稱的自由競爭會自動地調和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使社會總效益最大化的信條，便和實踐發生矛盾。於是馬歇爾的追隨者就不能不在某些理論方面作出修補、讓步。20世紀20年代，馬歇爾劍橋大學教席的承繼者A.C.庇古的“福利經濟學”，20～30年代初，英國的P.斯拉法、J.羅賓遜，美國的E.H.張伯倫（1899～1967）的“不完全競爭”學說都指出了經濟自由主義的侷限性。
列寧和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19世紀90年代以後，在德國出現了以德國社會民主黨人E.伯恩施坦、K.考茨基為首的國際修正主義者。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誣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為一個以假說為根據的公式，懷疑經濟危機不可避免性、階級矛盾尖銳化和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理論，提出“超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將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
列寧主義是在和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列寧的經濟學說是列寧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前期，列寧著重依據俄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材料，闡明一系列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創立帝國主義理論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偉大的貢獻。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後，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奠定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斯大林繼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他捍衛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理論；探討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道路；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特點；指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和作用。
凱恩斯主義和後凱恩斯主義
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30年代初長期的經濟蕭條，衝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也衝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30年代中期，凱恩斯主義就應運而生，以“新古典學派”反對者的面目出現。
“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說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而作為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個主要傳統支柱的市場經濟自動調節論，則是凱恩斯主義的摧擊物件。自動調節論具體表現為：
（1）在自由競爭下，供給必然等於需求；
（2）儲蓄必然全部轉化為投資。J.M.凱恩斯以他的巨集觀分析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否定了市場自動調節論上述兩個論點，認為只有人為地刺激社會的總消費和總投資、增加社會的總有效需求，才能達到“充分就業”，避免經濟危機。因此他主張由國家通過財政政策，輔以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
在30年代勞動者大量失業的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的分析很自然地是以其他條件不變為假定的一種“短期比較靜態分析”。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雖然初見於30年代，但其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佔得完全的統治地位，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50～60年代以來，凱恩斯的追隨者分為兩大支派:一為新古典綜合派，其主要代表為美國的P.薩繆爾森、J.託賓（1918～）、 R.M.索洛（1924～）、 W.W.赫勒（1915～）、A.奧肯（1928～1980）等人；另一支派為英國的新劍橋學派，其主要代表為羅賓遜、N.卡爾多、斯拉法、L.帕西內蒂（1930～）等人。
兩個支派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但論爭卻相當激烈。突出的分歧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態度。新古典綜合派主張把凱恩斯以收入分析為主的巨集觀經濟學，同“新古典經濟學”以價格分析為主的微觀經濟學加以綜合，既強調政府“需求管理”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又保留市場機制對商品和生產要素供求的自發調節作用。新劍橋學派則主張和“新古典學派”進一步決裂，從凱恩斯自己沒有展開的、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的社會哲學來論證、探討和制定走向沒有食利者階層階段的社會政策。兩派間關於資本問題的論戰，就是這一分歧的典型例證。新劍橋學派徹底地否定了連凱恩斯都沒有否定而新古典綜合派完全加以接受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
當代其他經濟學流派
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一些其他的經濟學流派。
首先是，以反對廣泛流傳的國家干預主義、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經濟的各式的新自由主義學派。
新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導源於舊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L.von米塞斯（1881～1973）和F.von哈耶克是新奧地利學派最主要的代表，都是門格爾的第二代弟子。門格爾的極端個人主義是這一學派的社會哲學基礎。哈耶克是最保守的新自由主義者。
在聯邦德國盛行的弗賴堡學派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支派。除了上述的哈耶克也算為其一成員外，它的主要代表是W.歐根。此外尚可包括 W.勒普克（1899～1966）、L.艾哈德（1897～1977）等人。以“理想典型學說”為基礎的“社會市場經濟”，是弗賴堡學派學說的主要內容。
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思想則更單純地承繼了“新古典學派”的自由放任的傳統。這一派當代的代表M.弗裡德曼以貨幣主義的形式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進行挑戰。6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加劇，貨幣主義在英國、美國、奧地利都有它的宣傳者。
60年代初由J.F.穆思（1930～）提出，70年代初由R.E.盧卡斯（1937～）、T.J.薩金特（1943～）、N.華萊士等發展的合理預期論是從芝加哥學派經濟自由主義發展而來的新假說。這一理論認為，在充分掌握資訊的條件之下，政府預定的政策的效果會被合理預期所形成的對策所抵消，政府對經濟干預的政策都可能歸於無效。
供給學派是產生於70年代末，活躍於80年代初期的另一個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其代表人物有：R.A.芒德爾（1932～）、G.吉爾德（1939～）、J.萬尼斯基（1936～）、A.B.拉弗等人。它的基礎理論只是為了反對凱恩斯的刺激社會需求的政策而提出復活薩伊定律，以增加供給、提高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
反對國家干預主義，主張恢復經濟自由主義是上述各派的共同立場。值得注意的是，從古典經濟學派以來，直至20世紀的30～4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興起，主張經濟自由主義者都被目為開明派，主張國家干預者都被目為保守派。但在凱恩斯之後的今日，提法轉變了，主張干預者成為開明派，而主張經濟自由者卻成為保守派。
新制度學派是舊制度學派的“新階段”。這個階段大體上從50年代延伸到現在。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J.K.加爾佈雷思（1908～）、K.E.博爾丁（1910～）、R.L.海爾布羅納 （1919～）、B.沃德、A.G.格魯奇（1906～ ）、G.繆達爾（1898～1987）等人。他們既反對“新古典學派”和一切經濟自由主義，同時也反對凱恩斯主義。他們反對迴避“價值判斷”的數量分析而主張結構分析。在政策主張上，他們強調的是社會經濟的“結構改革”。
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起，在美國出現了反對一切新舊傳統經濟學的“新左派”思潮。他們的先驅者有H.佈雷弗曼、P.A.巴蘭 （1910～1964）、P.M.斯威齊（1910～ ）、H.馬格多夫等人。1969年他們成立了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被稱為“激進經濟學派”，主要代表有E.K.亨特、H.J.謝爾曼（1931～）、H.金蒂斯（1940～）、S.H.海默（？～1974）等人。他們企圖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著重於分析和說明貧窮和工人階級的“異化”、生產剩餘和經濟危機、當代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等問題。（見激進派經濟學）
在今天西方國家裡，資產階級經濟思想仍處於統治地位。但其中沒有一派能夠解決今日資本主義世界所面臨的經濟問題。西方經濟思想不能不仍在歧路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