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維託尼烏斯

[拼音]：Songdai wenxue lilun piping

宋代的文學批評比起唐代來，又有了不少新的發展。它的內容更豐富，形式更多樣，論爭更激烈，而且和時代的演變以及文學創作中的不同傾向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絡。特別是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給予文學批評以明顯而深刻的影響。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戒、陸游、楊萬里、戴復古、劉克莊等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強調繼承唐代韓、柳古文和李、杜詩歌的優良傳統，分別批判晚唐體、西崑體和江西詩派的文風和詩風，要求文學積極反映社會現實，關心國計民生，發揮教化作用。

文論

宋代文論，主要特點是環繞對“道”的理解以及“道”與“文”關係的論爭開展的。

宋初的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針對當時片面取法晚唐、五代的華靡文風，提倡古文，推尊韓愈，要求文章闡述儒家之道，輔助教化，被稱為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他們的主張又有小異。柳開要學“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與文（《應責》），先學韓愈，後期又拋開韓愈，“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東郊野夫傳》）。但他的散文，不免艱澀，影響不大。王禹偁主張“文，傳道而明心”，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讚美韓愈文的“必出於己”（《答張扶書》），成為後來歐陽修提倡古文革新運動的先聲。柳開、王禹偁後，楊億、劉筠的西崑體興起，愈加講究辭藻、聲律、對偶，講究駢文。穆修專學韓愈、柳宗元，稱“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餘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後序》）。石介稍後，著《尊韓》，要學韓愈，不提柳宗元。著《怪說》，強烈反對楊億的西崑體。他們都主張學古聖賢之道。

歐陽修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論文也強調明道尊韓。但他所講的道，不同於柳開等人的古聖賢之道，也不同於王禹偁的“傳道而明心”。他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即從關心百事中求道。在道與文的關係上，他說“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同前)。但他又認為“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無黨南歸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辭之美。他又認為“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論尹師魯基志》）。這就同柳開、石介堅決反對駢文的見解有所不同。

北宋後期的文論，主要有曾鞏、王安石、蘇軾等繼承歐陽修的文論，加以發揚光大。曾鞏的文論，關心史事，主張“畜道德而能文章”，要“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加上“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南齊書·目錄序》)。對人物，要能辨別“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寄歐陽舍人書》）等。王安石同樣強調文章要以適用為本，“文者務為有補於世”。他認為“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又認為“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上人書》）。他把文辭比做器物上的“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然容亦未可已也”（《上人書》），認為文辭也要講究。他以“禮教治政”為文，比歐陽修的關心百事顯得狹窄。

此外，道學家周敦頤提出“文所以載道也”（《通書·文辭》），發展到程頤的“作文害道”(《語錄》)說。他們所講的道，主要是關於身心性命的義理之學。他們由重道輕文，進而重道廢文。

蘇軾的文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他主張文須“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文集序》)。他論文言“道”，在《日喻》中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強調只有在不斷的生活實踐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徵及規律。這就比歐陽修的關心百事更進一步，要從實踐中去體認道了。他又高度重視文采、技巧，倡言辭達，他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他讚賞的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又稱：“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文說》)結合蘇軾從長期的體會中去認識道，這個認識要通過文辭來作出充分表達，這就象繫風捕影了。正由於他在長期實踐中對道有深切體會，所以他的文思象“萬斛泉源”，這種文思的表達，又有“隨物賦形”的特點。因此，蘇軾的文論成為北宋後期最傑出的文論。他的散文創作也能夠貫徹他的文論，有卓越的成就。

南宋的文論，有的強調道德與養氣，胡銓說：“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德盛則其旨也必遠，理也。”（《答譚思順》）陸游論文，稱“文以氣為主，出處無愧，氣乃不撓”（《傅給事外製集序》）。又把文采和道德品質結合，稱“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上辛給事書》）。當時道學家朱熹繼承周、程的觀點，提出“文道合一”說，認為只要修道明理，文便“從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後來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綱目》，只從“明義理，切世用”著眼，不注意文章的藝術性，暴露了道學家文論的缺點。但道學家的文論影響不大，代表南宋的文論，還是胡銓、陸游等的文論。再象陳亮說“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眾”(《書作論法後》)。他講的“意與理勝”，反對道學家的空言性命與心性，認為它是“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運幹序》）。他論文要求講求天下之實，理百事。葉適的文論，認為“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方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法度總論一》）。所以他的散文比較切實明通。

總的看來，宋代文論的一個特點是：提倡平易通暢的文風。王禹偁反對“句之難道”，“義之難曉”(《答張扶書》)。歐陽修的散文，蘇洵稱為“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容與閒易”（《上歐陽內翰第一書》），是平易流暢的。宋代文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調散文的藝術性。象蘇軾崇尚自然，提出要“隨物賦形”(《文說》)，講求形象；又稱“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認為下筆前做到“胸有成竹”（《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才能達到內外一致、心手相應的境地。這樣看來，宋代文論的成就，主要在北宋，南宋只是結合當時的需要作了一些發揮罷了。

詩論

宋代的詩論，在北宋時與文論並茂。到了南宋，漸次發展，成為文學批評的主要領域。宋代的詩論，同詩歌創作流派與風格的盛衰消長，緊密呼應。

宋初詩歌，基本上沿襲晚唐、五代。王禹偁反對“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豔冶”(《哀高錫》)。他論詩推崇白居易，但影響不大。稍後西崑體興起，更加註重形式的華麗。石介批評他們“淫巧侈麗，浮華纂組”（《怪說中》）。梅堯臣論詩，提倡《詩經》和《楚辭》的傳統，主張“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詩必須真正有感而作，用比興手法來表達。他還提出作詩要“意新語工”，“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引語）。在風格上，他提出“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平淡是用樸素的語言寫出“意新語工”的詩來。歐陽修論詩，推重梅聖俞詩的“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感人之至”(《書梅聖俞稿後》)，主張詩體雅正、風格變化和詩的感染力，他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主張（《梅聖俞詩集序》），又讚美“子美（蘇舜欽）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梅堯臣）覃思精微，以深遠閒談為意”（《六一詩話》）。因此，他能領導北宋的詩歌革新運動，作出了貢獻。王安石論詩重視政治內容，喜愛杜甫，對李白詩則有微辭。他在晚年提倡用事和對偶的工巧，有助於詩歌創作藝術技巧的提高。蘇軾的詩論，既稱“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又讚美“蘇（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劉（楨）之自得，陶（淵明）、謝（靈運）之超然”，又讚美“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書黃子思詩集後》），能夠讚賞各種風格。蘇轍稱他“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東坡先生墓誌銘》）。蘇軾對詩歌的藝術規律作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評韓柳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等獨創見解。黃庭堅論詩主張“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還要“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答洪駒父書》），即就作者所接觸到的外界事物，進行陶冶，從中產生主旨和情味，再就古人的陳言加以熔鑄，點鐵成金，成為創作。他的詩歌創作和理論，影響很大，形成了江西詩派。流弊所及，使一些詩人只注意“取古人之陳言”，以文字為詩，以學問為詩，而忽略了他的“陶冶萬物”，“有宗有趣”的主張，因此受到後人的批評反對。

南宋初期，蘇黃詩體風靡一時，而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的流弊日益顯著，引起不少人的批評。反映在詩論上，首先是張戒，在他的《歲寒堂詩話》中，激烈地反對“子瞻（蘇軾）以議論作詩，魯直（黃庭堅）又專以補綴奇字”，反對“蘇黃用事押韻之工”。他主張“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要求“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陸游早年受江西詩派影響，後來從生活與創作實踐中深刻領悟到“工夫在詩外”(《示子遹》)，提出“大巧謝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韻》)。楊萬里最初也是取法江西詩派，以後逐漸擺脫束縛而自成一家。他感到“永珍畢來，獻予詩材，蓋麾之不去，前者未雔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誠齋荊溪集序》），著重寫生活中的感觸。姜夔論詩也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後來“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為得”。嚴羽的《滄浪詩話》是南宋最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具有比較完整的系統和綱領。嚴羽不滿意蘇黃以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詩風，猛烈抨擊江西詩派。他力主“妙悟”，創詩有“別材”、“別趣”之說，推崇漢魏盛唐詩，強調“詠吟性情”，“唯在興趣”，以及筆力雄壯、氣象渾厚、音調鏗鏘等，在探討詩歌的藝術特徵、辨別時代風貌和體制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見解。然而他又把盛唐詩作為極限，把“熟參”古人作品當作“悟入”詩道的唯一途徑。以禪喻詩是《滄浪詩話》的一大特點，嚴羽認為盛唐詩人的高明在於“妙語”，如“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與嚴羽大體同時，還有江湖派中傑出的詩人戴復古和劉克莊的詩論。戴復古作《論詩十絕》，反對模擬藻飾，崇尚獨創精神和雄渾的詩風。劉克莊批評作詩“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詩序》），擊中了宋詩的弊病，但他也肯定宋詩自有發展、創造之處。戴、劉詩論的影響雖不及嚴羽，但他們對江西詩派的批評，卻比嚴羽更為激切。總的看來，北宋的詩論，從梅堯臣的“意新語工”，到歐陽修的“覃思精微”，到蘇軾的“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都著眼在思理上。這跟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密切相關。南宋的詩論，主要是對江西詩派的爭論，圍繞著這一論爭，詩論家們對於詩歌與政治、詩歌與生活、詩品與人品，以及詩歌的形象、意境、趣味、韻律等理論問題，發表了許多卓有見地的看法，從而豐富了古典詩歌的美學理論。

宋代產生了“軼事小說”體的“詩話”，是一新型的文學評論形式。第一部詩話是歐陽修的《六一詩話》，開頭即表明“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繼它而起的司馬光《續詩話》和劉攽的《中山詩話》，都是以“記事”為主，品評詩句，表達了一些對詩歌的理論見解。宋代的詩話失傳了不少，從現存的40多種詩話來看，其“軼事小說”成分逐漸減少，而文學批評成分則相應地增多。北宋中葉以後的詩話，如魏泰的《臨漢隱居詩話》等也敘述遺聞軼事，但密切地聯絡著當時詩歌的實踐，給詩歌寫作以具體的指示，有了新的內容。到了南宋，出現了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和嚴羽的《滄浪詩話》。這三部詩話，已不再著重掌故的記述、用事造語的考釋和尋章摘句的批評，而是發揮了對於詩歌理論的比較全面和根本的意見。詩話在明清兩代愈益發達，成為中國傳統的詩歌評論的主要形式。此外，宋人還編詩話，把散見於各種書籍裡的詩文評論和掌故蒐羅在一起，象阮閱的《詩話總龜》、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的《詩人玉屑》，都是比較流行的詩話彙編。

詞論

宋詞雖存在著許多流派，但從總的說來，是以晏殊、歐陽修等人的婉約派和以蘇軾、辛棄疾等的豪放派為主。這樣分只是取便說明，不盡確切。象蘇軾、辛棄疾都有寫得宛轉含蓄的詞，象姜夔的詞風格峭拔，跟婉約也有區別。這兩派詞作的風格不同，因而也產生了不同的詞論。蘇軾把文學革新的精神擴充套件到詞的範圍，他提出詞是“古人長短句詩”（《與蔡景繁》），主張詞要寫得“句句警拔”，有“詩人之雄”(《答陳季常》)，這就把詞從“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風氣中解放出來，從內容、形式、風格各方面，提高到與詩相同的地位。這種詞體解放的追求與提倡具有沖決傳統的意義。但他的改革，卻受到一些正統詞人的批評。他的門下陳師道和晁補之就不無微辭地說他的詞“要非本色”（《後山詩話》），“不是當家語”（《復齋漫錄》）。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的《詞論》，對北宋詞壇提出了總結性的意見，對前輩名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滿：“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批評柳永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晏（幾道）苦無鋪敘，賀（鑄）苦少典重，秦（觀）則專主情致而少故實”。她認為詞“別是一家”，要講音律、鋪敘、典重、故實，還要高雅。她理想中的詞，當指周邦彥的《清真詞》。到南宋，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新形勢下，對蘇辛詞的評介，成為詞論中的主要內容。王灼在《碧雞漫志》中認為蘇詞的重要意義在於“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胡寅也在《題酒邊詞》中提出詞應繼承風、騷傳統，並斷言蘇詞的出現，打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陸游駁斥了前人對蘇詞的責難，指出蘇軾並非不懂音律，僅僅是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老學庵筆記》）。範開在《稼軒詞序》中指出辛詞聲閎意遠，乃源於作者器大志高，蓄積深廣，意氣充沛。劉克莊更極力頌揚辛詞“自有蒼生以來所無”（《辛稼軒集序》）。他批判雕琢纖豔的詞風，指責“美成（周邦彥）頗偷古句”，同時也指出（陸）放翁、（辛）稼軒“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劉叔安感秋八詞》）。

上述諸人的詞論，圍繞著對蘇、辛二家的評價，反映出南宋詞論的進步傾向。但以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人為代表的另一派著重追求格律形式的詞風也在發展。反映在詞論上，張炎的《詞源》獨尊姜夔，以協律、雅正、清空和意趣高遠為標準。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則獨尊周邦彥。他論詞提出四個標準:“音律欲其協”，“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發意不可太高”；提倡綿密妍練的風格。他們兩人的詞論，代表了格律派詞人的藝術觀點。他們都很精通音律，在論詞的格律以及技巧方面頗為精當，在使詞論發展成為專門的詞學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