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歷史

[拼音]：Zhou Enlai

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建立人和領導人，軍事家。原籍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求學，接觸馬克思主義。1919年回國。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11月去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與趙世炎等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改稱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曾為中共旅歐組織領導人。在此時周恩來即認識到軍隊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曾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

1924年秋回國，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部長，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當時正值國共兩黨合作，他先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第1軍第1師黨代表、第1軍副黨代表、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總主任。同年12月，主持組建孫中山的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派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後來在此基礎上組成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國民革命軍第 4軍獨立團。1925年2月，參與領導黃埔軍校校軍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同年秋，又參與領導和指揮第2次東征。這個時期，周恩來著手創立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所作《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國民革命軍及軍事政治工作》等報告，對軍隊的性質、作用及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926年3月，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他和毛澤東等曾主張以武力給予回擊。同年底赴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合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委員、特別軍委書記，和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等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後，周恩來起草迅速出師討蔣的建議，並與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立三等聯名向中共中央提出。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並任中央軍委書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他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大革命失敗後，受中共中央委託，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這次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和建立革命軍隊的新時期。起義軍南下廣東失敗後，周恩來被送往香港治病，後轉赴上海，參加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仍主管軍事工作。1928年6～7月間，參加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作關於組織問題和軍事工作的報告，總結中共領導的軍事工作和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對發展中國工農紅軍、武裝工農和開展兵士運動提出進一步要求，強調紅軍一定要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要幫助蘇維埃政權的發展等。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書記。

此後，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祕密領導革命工作。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聯絡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的祕密革命工作，並負責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保衛工作。他領導下的中央軍委，訓練和派遣大批軍事幹部支援各地紅軍和從事國民黨部隊中的兵運工作，總結和交流各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的經驗，指導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並籌劃和建立各根據地、紅軍與中央的交通網。1929年3月，周恩來在為中央起草給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紅軍應在農村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深入土地革命，而不是佔領大的城市，決不應超越主觀力量去行動；發動游擊戰爭應向農村階級鬥爭激烈的地方，黨與群眾組織有相當基礎的地方，給養豐富和地勢險峻的地方。同年9月，周恩來主持、審定由陳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第4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信充分肯定了4軍鬥爭的經驗，強調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指出中國革命的特徵是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對紅軍的任務和前途、發展方向和戰略、組織和訓練、黨的工作以及當前的行動等問題都作了指示，對開好古田會議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9月，同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左”傾錯誤。會後，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指出當前根本任務是要解決如何使紅軍成為工農政權的主要力量問題，紅軍中只容許黨在政治上為唯一領導，黨要用集體指導的原則來建立權威，要有計劃地辦軍事政治學校專門訓練紅軍幹部，紅軍周圍應圍繞有廣大的游擊隊、赤衛隊，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紅軍廣泛的補充軍。1931年1月，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為中央起草指示通報了這一勝利，並要求其他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中必須“在適當的力量對比上，擊破敵人的一方，給敵人以各個擊破”。同年8月，在聽了關於中央蘇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彙報後，再次指出“集中紅軍主力，實行各個擊破敵人，這是我們的原則”。1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1年12月到中央蘇區後，曾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同毛澤東、朱德等對紅軍進行訓練和改編，對部隊的管理、教育作了整頓和改進。1933年春，同朱德指揮一方面軍，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大兵團伏擊戰法，殲滅國民黨軍近三個師，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同年冬，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被調離前方，實際上喪失了對軍隊的指揮權。1934年2月，出席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同朱德、王稼祥一起指出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周恩來提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從整個作戰計劃，要為著前線的勝利，並認為紅軍必須在一切行動的紀律上，使群眾認識真正是自己的軍隊，才能取得群眾的愛戴和擁護。同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支援毛澤東的主張，對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會上決定周恩來和朱德仍為中央主要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最後下決心的負責者。3月，組成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紅軍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第一方面軍同第四方面軍於 6月中旬會合後，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見，在兩河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北上的方針。後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和毛澤東等領導第1軍、第3軍（即第1軍團、第3軍團）北上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並參與指揮部隊取得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同年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的會議，參與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1月赴前方部署山城堡戰役。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赴西安進行調解，和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後來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鋪平道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同朱德、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與蔣介石達成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長江南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協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於洛川召開的會議上，被推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1月太原失守後，強調以游擊戰爭為主體，堅持華北的持久抗戰，影響和推動全國抗戰的開展，並同劉少奇一起提出迅速擴大人民軍隊的主張。此後，代表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武漢、重慶等地做統一戰線工作，並先後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1938年3月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他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方針，廣泛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宣傳抗日，動員人民，為堅持國共合作，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進行了艱鉅複雜的鬥爭。同時指導了華南敵後抗日武裝鬥爭。1939年春，到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與新四軍領導人研究確定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在重慶向國內外揭露事變的真相，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抗議，產生了巨大影響。1943年8月回到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並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了制止內戰，爭取和平，同毛澤東、王若飛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達成“雙十協議”。以後率中共代表團繼續在重慶、南京同國民黨談判，於1946年1月達成停止軍事衝突的協議。周恩來出席有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中共方面參加執行停戰協定的軍事三人小組，揭露國民黨的內戰陰謀，教育廣大群眾，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併為人民解放軍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爭取了準備時間。同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周恩來於11月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軍主動撤出延安。他同毛澤東等轉戰陝北，繼續領導全國的解放戰爭，同時領導彭德懷直接指揮的陝甘寧戰場的作戰。經過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次殲滅戰和沙家店、宜川等戰役，西北野戰軍由防禦轉入進攻。6月後，他協助毛澤東部署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和陳(賡)謝（富治）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地區，實施外線作戰，迫使國民黨軍處於被動。8月，兼代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在194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指出“應準備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的會戰”，並提出“軍事組織逐漸走向正規化、集中化”。此後協助毛澤東部署、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進行戰略決戰，並指導了北平、湖南、綏遠、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在這期間，還致力於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他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在部隊中試驗組織士兵委員會，提高指戰員的政治積極性和自覺性。為中央軍委起草指示，要求部隊進入城市後必須嚴守紀律，執行城市政策，不得絲毫違犯。還參與領導軍隊整編，實行統一編制和番號，主持制定人民解放軍的軍旗、軍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後為國務院總理，直至1976年逝世。這期間，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副主席、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第十屆中央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主席。建國初期，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當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朝鮮的戰爭嚴重威脅中國東北邊境安全時，領導組建東北邊防軍，參與制定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並進行大量的組織工作。在50和60年代前期，同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籌建空軍、海軍和陸軍的技術兵種，實現人民解放軍由單一兵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戰略轉變，並參與領導軍事院校的組建及部隊教育訓練的決策工作。1954年9月後，雖不再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但仍關心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參與領導國防事務和陸海邊防鬥爭，並強調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周恩來對國防工業的發展十分關懷，領導組建導彈、航空等科學研究方面的領導機構，主持了研究、試驗導彈和核武器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1964年10月中國試驗第一顆原子彈成功後，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燬核武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黨內外幹部和其他人士，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時，毛澤東、周恩來機智地粉碎了這次政變。在1975年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重申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周恩來的逝世受到廣泛的悼念，到 4月上旬（清明節前後）發展成為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全國範圍的反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抗議運動。這個運動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

周恩來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和人民軍隊建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他的軍事著作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