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蒂斯
[拼音]：Makesizhuyi renkou lilun
[英文]：Marxist theories of population
由馬克思所創立併為列寧和毛澤東等人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人口理論體系。它把人口研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是現代人口研究和社會主義國家制定人口政策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思想
K.馬克思和F.恩格斯在闡述自己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時，考察和分析了人口發展過程，論述了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的關係以及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的制約作用，揭示了人口問題和人口規律的社會歷史性質，從而把對人口問題的研究建立在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之上。他們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都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人們在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時，就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在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同時，也就間接地生產著他們的物質生活本身。這種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個人相互發生一定的社會聯絡，受生產力和相應的交往方式的制約。人們除進行物質生產和滿足需要之外，一開始就被納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係，這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增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家庭”。“這樣，生命的生產──無論是自己生命的生產（通過勞動）或他人生命的生產（通過生育）──立即表現為雙重關係：一方面是自然關係，另一方面是社會關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3～3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一系列的研究分析，奠定了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人口發展的基本原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進一步闡明瞭人口的社會屬性以及人口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人口是“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而物質生產則是人口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經濟基礎，探索人口問題，就要研究處於一定生產關係中的人口。在階級社會裡如果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他指出，只有運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人口，才能避免渾沌的表象或空洞的抽象，真正認識“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基於上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著重研究和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人口問題。在19世紀40年代初已考察到資本積累和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在40年代中期寫的《哲學的貧困》一書中，則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分析了“勞動商品”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分化和階級對抗，指出最強大的生產力是革命的工人階級。在《共產黨宣言》裡闡述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時，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使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更快的事實，深刻地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婚姻、家庭關係的階級實質。
馬克思在1857～1858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手稿中，從資本積累和過剩人口的關係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規律。書中指出資本積累決定人口變動，在資本積累和剩餘價值規律的支配下，總人口絕對量的迅速增加和勞動人口的日益相對過剩，是同一個人口發展過程的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資本的趨勢是“既增加
勞
動人口
，又不斷減少勞動人口的必要
部分（資本不斷地把勞動人口的一部分重新變為後備軍）。增加人口本身就是減少人口的主要手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捲上冊，第380頁）。他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口過剩的實質和產生的根源，批判了T.R.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指出：“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和過剩人口增長規律”，“這些不同的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生產條件發生關係的種種不同方式”（同上書，下冊，第104頁）。人的個體作為社會成員，也可以歸結為同再生產條件發生關係的種種不同方式。過剩人口和赤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社會生產條件制約著人口的一定數量，這種由一定形式的生產條件的擴充套件能力所設定的人口限制，“隨生產條件
變化
，收縮或擴大
”，因此，“人口的絕對增長率，從而過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會隨生產條件發生變化”。過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就是一定的生產基礎可能產生的人口。馬爾薩斯錯誤地把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上的過剩人口看成是一樣的，不懂得它們之間的差別，並把一定數量的人口同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機械地聯絡在一起。過剩人口“同並不存在的
生存資料絕對量根本沒有關係，而是同再生產的條件，同這些生存資料的生產條件有關，而這種生產條件同樣也包括人的再生產條件
，包括整個人口的再生產條件
，包括相對過剩人口的再生
產條件
”（同上書，第108頁）。馬克思深刻地闡明瞭人口和生產條件的相互關係，建立了科學的“過剩人口”理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再生產過程和人口規律的論述，主要見諸於《資本論》一書。他說：“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人口規律，他曾指出，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對勞動的需求相對減少，形成了大量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過剩的工人人口是資本主義積累的必然產物，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條件和槓桿，它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他明確地說：“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同上書）。他還從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論述了過剩人口的各種形式及其隨資本主義的經濟的週期波動而變動的趨勢，並運用大量實際材料揭露了在資本主義勞動條件惡化、勞動時間不斷延長、勞動強度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工人體質下降、早衰和壽命縮短，死亡率很高，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無產階級的成員迅速耗損，但其人數不斷增大。
馬克思人口理論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人口和經濟的關係的分析。早在19世紀50年代，他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狀況的大量論文中，考察了人口變動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他在1853年所寫的《強迫移民》中，談到歷史上和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遷移問題時指出，不論是人口的國際遷移還是在城鄉間的流動，都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制約。古代人口的大遷徙是由於生產力不足所造成的人口過剩的結果，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社會則“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由此他還闡明瞭人口遷徙的規律性及其在不同社會的特點。在1857～1858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中，他論述了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一切剩餘勞動形式都需要人口的增長：第一種形式〔絕對剩餘勞動形式〕需要勞動人口的增長，第二種形式〔相對剩餘勞動形式〕需要一般人口的增長，因為這種形式要求發展科學等等。人口在這裡是財富的基本源泉”。在《資本論》中，他闡明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要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一定的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勞動分工和協作的前提。在論述社會再生產的公式時，他實際上把勞動人口的再生產納入了再生產模式。
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國際工人運動高漲的年代，就開始了對人口問題的研究。他在1844年初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發展史上，首次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批判。他闡明瞭危機、失業、貧困等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統治的產物，認為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絡著的。只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而且，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的擴大僅僅是機器力量增加和資本擴大的最終結果；而生活資料卻只要生產力稍許提高，就會立刻增加”。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看，人類所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穫無限地提高”。只要通過社會革命戰勝造成人口過剩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就能保證永遠不再因人口過剩而恐懼不安”。即使要節制生育，也只有通過社會變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教育群眾從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
恩格斯1845年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第一次用科學社會主義觀點系統分析了工人人口的形成及其生活狀況。他考察了工業革命後人口城市化的趨勢，工人群眾的家庭狀況、居住條件及其對工人身體健康、壽命和死亡率的影響，他指出，“英國工業在任何時候，除短促的最繁榮的時期外，都一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後備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幾個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頁)。恩格斯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人口不是對生活資料產生壓力，而是對就業手段產生壓力”。人口相對過剩本身正表明資本主義社會是發展中必須消除的障礙。
恩格斯最先揭示了人口合理分佈和消滅城鄉差別的關係。他在《論住宅問題》中指出，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使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居住條件更加惡化，住宅缺乏的現象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而且，“只有使人口儘可能地平均分佈於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絡，並使交通工具隨著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當然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裡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43頁)。
恩格斯在1881年2月1日致K.考茨基的信中明確提出，人類自身生產同物質生產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有計劃地發展。他從人類自身生產必須和物質資料生產相適應的觀點出髮指出：“人類數量增多到必須為其增長規定一個限度的這種抽象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說共產主義社會在將來某個時候不得不像已經對物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樣，同時也對人的生產進行調整，那末正是那個社會，而且只有那個社會才能毫無困難地做到這點。在這樣的社會裡，有計劃地達到現在法國和下奧地利在自發的無計劃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那種結果，在我看來，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頁）。他重申《政治經濟批判大綱》的觀點，只有進行消滅私有制的社會革命，才能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在此，已為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計劃生育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當然，起決定作用的是物質資料生產。勞動生產愈發展，社會財富和社會制度就愈在較小的程度上受血緣關係和家庭關係的影響。恩格斯在考察婚姻和家庭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後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由於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在歷史上最初出現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最初的階級壓迫則是與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只有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共產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男女平等和婦女的解放。
列寧的人口思想
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列寧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的新經驗，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從而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新的歷史階段──列寧主義階段。列寧在考察俄國和國際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時，深刻地闡述了有關人口問題的理論。19世紀90年代，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著作中，分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社會經濟結構和人口的階級構成及人口流動性的變化。他指出，俄國農村經濟具有任何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所固有的一切矛盾，這些矛盾使農業人口發生階級分化，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於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工工業和採掘工業的分離，工場手工業和農業分離以及商業性的農業專業化的發展，新工業中心和新城市的興起，使俄國人口的分佈和流動發生了新的變化。人口越來越多地離開農村，農業人口逐漸減少，由農業人口負擔的工業人口不斷增加。部分農村人口的被剝削和被驅逐，為工業資本家提供了工人的人身條件，也為工人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建立了國內市場。
列寧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馬爾薩斯主義者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針對德國哲學家F.朗格一再重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列寧指出：“從哪裡可以看出‘工人過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從哪裡可以看出這種過剩同人民習俗中缺乏自願節育風氣有聯絡呢？在談論‘人民習俗’之前，不應當先看看人民生活於其中的生產關係嗎？”（《列寧全集》第1卷，第432頁）。列寧對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司徒盧威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也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1)司徒盧威先生的馬爾薩斯主義沒有任何實際材料做根據，它建立在方法錯誤的教條式的前提上面;（2）農業俄國人口的過剩是由於資本的統治，而不是由於人口的增殖和生活資料之間的不相適應”（《列寧全集》第1卷，第455頁）。列寧在批判朗格、司徒盧威的馬爾薩斯主義觀點的同時，指出人類的增殖條件直接決定於各種不同的社會機體的結構，因此應當分別研究每個社會機體的人口規律，不應當不管歷史上有各種不同的社會結構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規律。
在《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主義》一文中，列寧批判了新馬爾薩斯主義，指出工人階級實行避孕方法和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節制生育的本質差別，認為新馬爾薩斯主義是落後的利己的男女市儈的思潮。“當然，這絲毫也不妨礙我們要求無條件廢棄一切懲罰墮胎的法律，也不妨礙我們擁護傳播有關避孕方法的醫學著作等等。這些法律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假道學。這些法律並不能治好資本主義的膿瘡，反而會使這種膿瘡更加惡化，使被壓迫群眾受到更大苦痛，醫學宣傳的自由和保護男女公民的起碼民主權利是一回事。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社會學說是另一回事。覺悟的工人永遠要進行最無情的鬥爭，來反對把這一反動的怯弱的學說加到現代社會最先進的、最強大的、最有決心去進行偉大改造的階級的身上的企圖”（《列寧全集》第19卷，第229頁）。
列寧研究了由自由競爭過渡到壟斷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基本政治經濟特徵，並運用馬克思人口理論分析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特有的人口規律表現的新特點。他指出，帝國主義時代工人失業狀況，其結果使壟斷資本向外擴張，把本國相對過剩人口移民到海外，從而產生了國際移民的高潮。在20世紀初的15年裡，從歐洲向大西洋以外各國移動的人口有1700萬人。歐洲13個國家（俄國、法國、巴爾幹半島各國除外）平均每年移民數字：1881～1890年為648000人，1891～1900年為537000人，而1901～1910年增到998000人，1911～1915年增至1368000 人。歐洲內部也出現了從國內農村流入城市和從各農業國向各工業國的遷移。雖然壟斷資本以向海外發展的名義暫時解決一下人口問題，但資本主義發展，勞動人口被迫流動，受剝削和貧困化，被強制移民，始終不斷地被當作資本家的犧牲品。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掠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落後與貧困的根源。他指出:“四十年前，六個資本主義國家所屬殖民地的人口不過稍稍超出二億五千萬。1914年大戰爆發前夕，殖民地人口已經達到六億左右，如果再加上波斯、土耳其、中國這類當時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就有整整十億人口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國家置於殖民地附屬地位，受它們的壓迫”(《列寧選集》第4卷，第316頁)。列寧在一系列著作中論述了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社會主義，才能使人類擺脫貧困，才能消除相對過剩人口。他指出，不推翻國際資產階級，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民族將永遠受壓迫；沒有社會主義，就不能把人類從戰爭和飢餓中拯救出來，就不能使千千萬萬人免於死亡；在社會主義社會，廣大勞動群眾將擺脫失業和貧困，逐步消滅舊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受到全面訓練的人，即
會做
一切工作的人
”;為了消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千百萬農村人口同文化無緣的現象，就要大力發展鄉村經濟，消除城鄉對立。毛澤東的人口思想
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毛澤東堅持關於生產方式決定人口發展的理論，駁斥了艾奇遜和資產階級人口學家宣揚中國的貧困和失業是由於人口太多的謬論，認為舊中國的貧困和失業“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毛澤東選集》第1400頁）。
毛澤東提出了“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著名的論斷。還提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同上書，第1401頁）。他認為，人口多是中國的本錢，但人口多也有不利一面，因為中國經濟還落後，給人民生活的安排等等帶來了重重困難。
毛澤東在50年代初期就注意到人口不能無計劃增長，必須實行計劃生育。1957年他又多次提出人口要有計劃地增長，批評了“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狀況，並就實行計劃生育提出一系列建議。諸如，成立計劃生育機構，逐步推廣，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要大力進行計劃生育宣傳，給推行計劃生育必要的經濟幫助，等等。然而，在50年代後期，他對中國人口問題也有過一些不符合實際的說法。這些說法曾一度被曲解為人口愈多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