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歌》原文及翻譯賞析

登彼西山兮,

採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抒情詩

《采薇歌》作者:伯夷、叔齊,是一首袒露心跡、毫不矯飾的抒情詩,也是一首愛憎分明、議論風發的政治詩。全詩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議論中滲透著卑視鄙棄周朝的強烈感情,在“我安適歸”與“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隱含有同周朝勢難兩立的清晰判斷。

翻譯/譯文

登上那西山啊,

採摘野豌豆聊以充飢。

用凶暴取代凶暴啊,

伐紂的武王分不清是和非。

神農虞夏古代聖君轉瞬即逝啊,

我要去的樂土又在哪裡?

多麼可悲啊,即將身赴黃泉,

看來是命中註定活該我們倒黴!

註釋

①適:往,去。

②於(xū虛)嗟:嘆息聲。徂(cú):往。或以為借為“殂”。死。

賞析/鑑賞

《采薇歌》最早見於《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墨脫初的長子和幼子。歷史上表彰這兩個人,基於兩點:一是不貪權勢。孤竹君生前擬讓位給叔齊。在他去世後,叔齊讓伯夷,伯夷不受逃去,叔齊也不肯繼位而逃去,王位便由中子繼承。故晉代吳隱之詩《酌貪泉》說:“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二是反對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在逃離孤竹國之後,都去投靠西伯姬昌(周文王)。姬昌去世不久,其子姬發(周武王)起兵討伐商朝的末代君主紂。《史記·伯夷列傳》說:“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可見伯夷、叔齊兄弟倆是以家庭內部倡“孝”、廟堂之上倡“仁”來反對武王伐紂的。而在周朝建國後,寧可餓死,也不願為周朝出力。在歷史上被認為是“捨生取義”的典型,因而備受後人稱讚。孔子說他們“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賢人”(《論語·述而》),韓愈更作有《伯夷頌》的專文加以頌揚。《采薇歌》即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之前的絕命辭,與其“叩馬而諫”武王伐紂的進言,同是最足以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言辭。

歌詞首句中的“西山”,指首陽山。首陽山,又名雷首山,在山西省永濟縣南。這是伯夷、叔齊隱居並最後殉身的地方。一、二兩句直陳登上首陽山的高處采薇充飢。薇,即巢菜,俗名野豌豆,蔓生,莖葉似小豆,可生食或作羹。這兩句用賦體,字句平淺,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卻包含有決不與周王朝合作這一態度鮮明的抉擇。所說的是采薇這一件實事,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紙“恥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議論出之,說明不合作的原因。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義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卻並不以此為非。以上幾句是夷、齊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場、態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對新建立的周王朝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以下轉入全詩的另一個層次,寫個人的歷史性的悲劇。神農、虞、夏時代都是歷史上的聖明之世;說神農、虞、夏轉瞬即逝,其用意在於反襯自己的生不逢時,由於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的立足點而充滿了失落感。“我安適歸矣”,故意用無疑而設問的語氣,增強了感慨的份量,與《詩經·魏風·碩鼠》的“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的寫法正不謀而合。結尾兩句是無可“適歸”的延伸和發展。唐人司馬貞串講末二句說:“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幽憂而餓死。”(《史記索隱》)可以想見當伯夷、叔齊吟唱到此歌結尾時,雖已氣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搶地地大聲唱嘆,但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聲音很小甚至不甚連貫,仍然是會動情地頑強地唱出並長久地迴響在首陽山的山涯水際的。

《采薇歌》是一首袒露心跡、毫不矯飾的抒情詩,也是一首愛憎分明、議論風發的政治詩。全詩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議論中滲透著卑視鄙棄周朝的強烈感情,在“我安適歸”與“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隱含有同周朝勢難兩立的清晰判斷。作品用語簡潔;結構上轉折自然,首尾呼應,一氣呵成:風格質樸,平實之中卻不失流利。總的說來,這是一首表現較為成功的歌謠體的小詩。至於如何看待這首詩的思想內容,歸根結底,是一個關係到如何評價武王伐紂的問題。孔子從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實際上,這是對武王伐紂的正義性的否定。從政治上看,褒揚伯夷、叔齊,等於是在提倡忠於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需要而與歷史的進步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見解十分高明、通達。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又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以孟子雖也多次稱頌伯夷,但仍給予“伯夷隘”(《孟子·公孫丑上》)的不客氣的批評。所謂“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潔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種經過精心修飾的個人主義。上述孟子的幾段話,是對伯夷、叔齊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則作為立身處世的最高準則,而不能以人民大眾的愛憎為愛憎,從而站在了“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辭)的對立面上的直接或間接的批評,同時也可看做是對這首表明夷、齊“義不食周粟”心跡的絕命辭《采薇歌》的思想內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評價。這樣看來,這首《采薇歌》儘管唱嘆有情,感慨深沉,從思想內容的角度評價,卻是並不值得加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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